第三届徽学学术大会发言摘编

编者按

11月6日至8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徽学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徽学学术大会在黄山市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等数十家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探讨徽州文化在当代的传承路径与创新机制。现将会议部分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奋力推动新时代徽学高质量发展

徽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活态传承。在历代学界持续深耕下，基于徽州文书、徽州遗存、徽州文化，形成了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在内的徽学。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三大显学之一，徽学拥有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浓缩了明清中国社会的“大图景”，涵括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各学科领域，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雄踞中国学术的制高点。时代召唤着我们，使命激励着我们。奋力推动新时代徽学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做到以下几点：

徽州契约文书引发的思考

作为原始形态的契约符号——结绳即“约”、刻齿木质即“契”，早在约一万年前就在中国出现。在上古没有文字的时代，早期先民曾有过“刻木为信，结绳记事”的历史，后世随着文字的产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周易》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国遗存的契约文书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从现存的全国文书档案情况看，徽州契约文书的储存量以及内容最为丰富，在我国民间契约文书的宝库中占据着最突出的位置。

百年徽学的成就及趋势

徽学是区域学研究的典范。自 20世纪30年代发端至今，历经发端、筑基、深化三阶段，在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朝着更广阔的研究维度前行。

徽学研究的发端。徽学发端于20 世纪30年代，标志性学者是傅衣凌。他的研究以经济史为主，又有着社会史关怀，预示徽学研究将走上他提倡开拓的社会经济史路径。之后，学者视野逐渐开阔，不再局限于精英与重大事件，而将视角转向普通民众等，并突破传统典籍，使用族谱、方志、文集、笔记、碑刻、墓志铭、话本、小说、契约、档案等一手资料，酝酿着徽学的大发展。国际上，日本学者根岸佶、藤井宏等关注新安商人，从行会、盐商等角度展开研究。学者叶显恩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在查阅大量民间契约文书基础上，吸收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徽州历史地理、徽州人由来、徽州历史上人口和土地变动、明清徽州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商业资本、宗法制度、封建文化、佃仆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

近十年来，徽州文书新史料系统性刊布，推动徽学研究在认知修正、视野拓展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未来仍需在史料拓展、跨区域研究等领域持续发力。

新见徽州文书的出版。徽州文书历经20世纪50年代末、90年代后两次大规模发现。最近十年出版的文书资料，基本上都与上述两次大规模发现密切相关。周向华所编的《安徽师范大学馆藏清代徽州商业文书选编》、封越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散件文书》，皆与20世纪50年代末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密切相关。至于第二次大规模发现的文书，在近十年来也有不少出版。比如，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王振忠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等。徽州文书资料的大批出版，为徽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重要资料。徽州文书现在已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者案头常见的史料，为相关问题的拓展和深入提供了第一手的核心史料。

交叉融合视角下徽派建筑的保护传承利用

安徽人杰地灵，山川秀美，不仅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也留下了众多精美绝伦的传统村落和徽派建筑。徽派古居既是徽州人安身立命的建筑物，更是徽州文化的承载体和“活化石”。古徽州传统村落与徽派建筑的营造理念、特征、建造技术等文化内涵独树一帜。“十四五”期间，古徽州传统村落与徽派建筑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卓有成效。“十五五”时期，以交叉融合、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持续深化这项工作，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力推进科技赋能徽州文化“两创”

徽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缩影和标本。近年来，我省在科技赋能徽州文化“两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大力推进科技赋能徽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统筹机制。确立“省级战略+区域协同”定位，将科技赋能徽州文化“两创”纳入省“十五五”文化强省建设核心工程，由省委宣传部牵头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解决跨部门、跨区域协同难题。省级层面制定工作总体规划，明确职责清单与协作流程，统一数据采集、共享、应用标准。建立区域协同专班与会商机制，建设跨省域数据共享中台与数字资源总库，将其纳入长三角区域文化合作重点项目，联合沪苏浙协同攻关。构建全域覆盖与分类施策相结合的规划体系，编制专项工作规划，配套出台数字保护、产业融合、传播推广等专项实施方案。由省文旅厅制定数字化采集与编码标准，明确核心技术参数。针对核心景区与偏远乡村的数字鸿沟问题，规划“核心区—辐射区—潜力区”三级推进路径。设立数字化保护专家委员会，对技术与文化适配相关工作进行咨询把关。

健全农村数字金融发展长效机制

在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金融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核心引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在深化数字中国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并将其作为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的重要举措。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对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作出具体部署。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中，也将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场化涉农金融风险补偿机制等内容，列为今后一段时间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

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要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加快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乡村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网络、数据、技术和知识等新要素的作用，加快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进一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农村治理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把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我们要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把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2025年11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程铁军 杜婉 徐海 版式/王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