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现阶段性跃升，共同富裕正从物质主导向物质与精神协调并重的范式深刻转变。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不仅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核心前提，更代表着人类社会迈向新文明形态的必然方向。
从文化根脉来看，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富裕智慧。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的美好构想，蕴含着超越族群、追求普遍和谐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产主义全人类解放的理想图景形成精神契合；以“吾日三省吾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代表的修身理念和家国情怀，构筑了完备的个体精神修养体系，为个体道德提升与精神富足提供了基本遵循；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智慧，倡导超越物质附庸、回归自然本心的精神自由，为生态文明纳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依据。
从理论本源来看，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发端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贫困的批判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贫困是人的异化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其根源在于资本、制度、观念等外在力量对人的支配，单纯的物质丰裕无法消除精神贫困，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全面异化，才能实现人的精神解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精神需求被物化为商品、精神世界的创造性被资本生产所萎缩的核心困境，这启示我们，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更要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让生产服务于人的内在价值诉求，将人从物质生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精神解放，为新时代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引。
从实践历程来看，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淬炼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带领人民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阶梯式递进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首次将文化建设提升至与政治、经济并重的战略地位，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精神文明建设置于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高度，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明确了“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并进一步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在实践进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共同富裕绝非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单纯的物质财富均等化，而是覆盖全体社会成员、贯穿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的全面富裕。这要求我们应立足于具体国情想问题、办事情、出对策，实现阶梯式递进。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既非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非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模板，更非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践的再版或西方福利制度的翻版，而是立足于坚持阶梯递进、秉持命运与共、站稳人民立场等价值遵循出发，回答了推进过程中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
其一，坚持连续性与渐进性的阶梯式共富，回答了如何稳步推进的中国之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具有连续性、渐进性的阶梯式递进过程。以五年规划体系为抓手的接续治理，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平均主义的渐进式节奏，坚持先富带动后富的务实路径；从“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到2035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跃升的阶梯式蓝图，将宏大愿景转化为可落地、可度量的阶段目标，确保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稳步推进。
其二，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全球共富，回答了能为世界提供什么的世界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既坚守本土文明主体性，又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精神文明建设方案。通过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开展多维度文化合作，助力各国夯实精神富裕的本土根基，同时推动破除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全球文明治理结构，为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球精神生态提供了中国方案。
其三，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协同共富，回答了如何破解物质与精神失衡的时代之问。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物质富足是精神富裕的前提和基础，而精神富裕具有相对独立性，绝非物质富裕的衍生品。西式现代化在资本拜物教的支配下，陷入了物质繁荣与精神空虚并存的结构性困境，而我国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走物质赋能精神、精神引领物质的协同发展道路，成功规避了“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的现代化陷阱。
其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人民之问。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价值遵循超越了简单的精神资源平均分配，核心是实现全民共建与全民共享的有机统一。全民共建打破了精神生产的少数化壁垒，兼顾城乡区域差异与个体精神需求差异，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创造的精神生产格局；全民共享以制度保障精神资源分配的机会公平与规则公平，打破同质化、一刀切的供给模式，实现从单一供给向精准满足的升级，最终形成共建支撑共享、共享反哺共建的良性循环。
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整体的路径规划。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政治保障、以精神资源高质量供给为物质保障、以分配制度优化为关键支撑，将共同富裕这一宏大叙事，转化为可规划、可分解、可接力、可评估的持续性社会工程，为2035年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实现取得显著进展提供实践路径。
一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尺，确保精神富裕建设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二是做大做优精神文化蛋糕，以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建多元共建格局，借助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作与传播，推动精神文化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三是切好分好精神文化蛋糕，打通空间与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盘活公共文化资源，提升设施服务效能，以数字技术推动优质资源跨区域流动，实现精神文化产品精准供给，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破解了西式现代化难以兼顾物质繁荣与精神共富的结构性困境。它既深刻回应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迫切诉求，也为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对于“十五五”时期凝聚全体人民精神动力、稳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王健健 朱慧，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25AHGXSK30215〉，安徽医科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编号：2023xszh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