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城乡关系正经历从“二元分割”向“城乡融合”的深刻转型，精神文明建设既面临城乡要素流动加速带来的协同发展机遇，也遭遇人口结构、空间配置、数字赋能等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因此，需从理论逻辑、实践困境、路径探索等三重维度系统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合发展的必然指向。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城乡关系发展的观点，形成了城乡关系从分离到融合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城乡关系演进的规律，对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一般规律，在充分认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乡关系理论，其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在实践基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必须弥合城乡空间资源不对等和消除空间资源交换阻碍，实现城乡发展的均衡性与协调性，这为城乡精神文明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实践指向。在发展思想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既注重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又推动城乡群众在平等对话中达成价值共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在制度优势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助于构建起共同推进的工作大格局。这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完整逻辑闭环，为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现实困境：融合发展的多重制约因素。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背景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源于历史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一是人口结构性矛盾。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主体力量不断流失，教育资源相对滞后加剧人才供给不足。城市人才集聚与乡村人才短缺形成“剪刀差”，导致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体基础出现断层。这种断层不仅表现为人才数量与质量的失衡，更体现为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能力的代际弱化，使得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面临主体缺位的困境。二是空间配置型障碍。当前城乡文化空间发展存在失衡，即在物质空间层面，缺乏公共文化场所，农民文化活动长期局限于传统节庆，难以满足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精神空间层面，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属性形成相对封闭的观念场域，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交融缺乏有效载体。物质空间匮乏与精神空间封闭制约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导致现代文明理念难以有效传播。三是技术赋能型乏力。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需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资源共享平台与跨区域协同机制尚未完善，导致新技术与数字资源难以有效渗透，文化数字资源下沉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难以形成内在的传播动力。

路径探索：融合发展的系统推进体系。摆脱发展困境需构建“认同重塑—空间再造—数字赋能”的系统推进体系，以激活精神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推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得到新提高、达到新高度。这一体系既要回应理论逻辑的必然要求，又针对现实困境的多重症结，形成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实践路径。为此，首先要强化城乡身份认同。需以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为抓手，通过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增强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完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导城市资本、技术、管理等优势要素向乡村流动，促进“人才回流”与“文化反哺”双向互动，夯实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这种身份认同的强化，是通过利益共享与价值共鸣，推动城乡居民从“地域区隔”向“文化认同”的深层转变。其次是完善空间嵌入机制。具体而言，需构建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的空间融合机制。物质空间层面，持续优化升级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进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业态融合，丰富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和内容；精神空间层面，在保留乡土文化记忆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文明理念，把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提供更加优质的精神文化食粮。这种空间再造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扩展，而是通过文化实践活动实现价值观念的空间化表达。再次是用好现代数字技术。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城乡数字化同步发展，培养新农民、新居民的数字技术与数字素养；动态监测和分析城乡资源供需情况，实现城乡文化资源要素活化利用和合理流动，构建互动、互补、互融、共荣的文化资源要素格局。

（作者单位：管辉，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文娟，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2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百年来中印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编号：24KS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