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的焦赛湖，清澈湛蓝，犹如天神的眼睛，美得让人沉醉。湖岸边，又似天使不轻意间打翻了调色板，将田野、山丘、农庄泼染得五彩缤纷。只是，昔日湖面上，那叶风里雨里往来穿梭的扁舟，从水乡深处走来，却消失在现代文明时光里。

在焦赛湖东岸，座落着历史悠久的古镇——赛口镇。儿时的赛口镇，粮站、医院、学校、轧花厂、布匹店、油条店……但凡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物什，小镇上应有尽有。那光滑可鉴的青石板铺成的老街，不知疲倦地与过往行人诉说着昔日的繁华，斜阳拉长的身影，印入经年不变的水墨画中。那时的赛口镇，是望江县的一个行政区，将高士、武昌、毛安、大河、新坝五六个人民公社被揽入怀中。行船逆江而上，可直抵山城重庆，抑或顺水而下，可达辽阔的大海。这在陆路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说她是仅次于县城又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那时，从西岸雪山小村去镇上，中间隔着宽阔的焦赛湖，从南北两端绕道，得花上一天的工夫。在湖岸黄新屋设置简易码头，直线到达东岸，便利两岸百姓走亲访友、商贾贸易和采购农副产品的庄稼人，真是一个周全之策，也是东西两岸百姓往来的不二选择。

记忆中，摆渡人是故乡雪山大队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姓黄，妻子姓周，划着的木船，是从父辈那儿传承下来的，虽然风吹雨淋，浪高水阔，但在大集体挣工分的年代，摆渡算得上是一份受人尊重的体面劳动。夫妇俩听从大队的安排，凡是雪山大队12个生产队的社员，乘船暂可不必交过渡费，集中攒到年终岁尾，以户为单元，让夫妇俩挨家挨户收取五毛钱的包干费，后来涨到一元、两元……一个大队数百户人家，积少成多，在那个一个工分才三四毛钱的岁月，几百元钱算得上是一笔巨款。还有周边大队的过渡乘客，包干和付现的也有不少。

夫妇俩划着的木船，头扁身宽，顺着船仓摆放的两条长凳，让乘客分两边依次落坐，载重量均衡了，船行稳当，可避大风大浪带来的风险。夫妇俩轮流换班上船，前桨交由身强力壮的客人划桨，推动渡船缓缓前行；后桨掌控着行船方向，则要牢牢地握在自己手心，维系一船人的安危。风起云涌之时，船只顶风而上，冲过浪尖，且行且进，方能靠上对岸的码头；风平浪静，可直抵对岸，个中技巧，大有讲究。平日里约摸一个多钟头，输送一批客人上岸，待对岸的乘客坐满船仓，再次起锚折返始发地。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枯燥单调，好在读书不多的庄稼人中，也不乏搞笑的“段子手”，冷不丁幽默一回，引得船仓里笑声连连。

那时庄户人家睡的早起的也早，遇个事儿需上赛口镇操办的，鸡鸣起床那是常有的事。临窗船老板长船老板短地叫醒夫妇俩，盼着早些开船送去镇上。虽然天还没有光亮，夫妇俩经年累月飘泊在湖面上，难免有些懈怠，但还会顾及乡里乡亲的面子，早起开船。大多时候到点了，集满了一船的乘客，渡船这才披着薄薄的晨雾跚跚启锚。

记忆中，我刚上小学那年，因身体不适，忙碌的父亲停下手中的农活，带着我乘船来到镇上医院看病，已近中午时分，渡船靠岸，街头仍熙熙攘攘，叫卖声不断。父亲拉着我驻足水果摊前，顺手拿起一个硕大的红彤彤果子，问我想不想吃？从没见过如此通红的果子，也叫不上啥名？更不知道是啥滋味？我只是本能地点点头，父亲就买下了，随手在身上擦了擦，交到我的手上，示意我可以吃了。

谁知，看是诱人，实则酸掉下巴的果子，与山村里熟透了的毛桃和山梨甜甜的味道，还真没法比了。我咬了一口，难以下咽，又不舍得扔掉，毕竟那是父亲花钱买来的。就这样，我一路手捏红果，走街串巷，就医看病，直到太阳西斜，果子硬是被我带回了山村。后来，才知道它的中文名叫“西红柿”，学名叫“番茄”，原自海外的“舶来品”，也足见那时物资的匮乏和乡村的闭塞。

乘船过渡变得频繁，是大姐嫁到了漳湖后的事儿了。漳湖原是长江北岸的一片滩涂湿地，修筑了长江同马大堤后，阻断了江水侵入，漳湖便成了可以耕种的圩区。那时大伙儿管迁入地漳湖，称之为“前方”，迁出地则称之为“后方”。姐夫一家是从焦赛湖畔一个叫红旗的村庄搬迁过去的。

大姐的远嫁，成了母亲不舍的牵挂，她一次次颠跛着小脚跑到焦赛湖岸边，远眺大姐生活的东方，巴望着大姐的身影出现在渡口。从太阳偏西静候到夜幕四合，母亲在渡口边将自己站成了一尊雕像。日子长了，大姐生儿育女，与公婆分了家，抑或是被繁重的农活和孩子的牵扯，她如一粒蒲公英种子，飘落在漳湖圩区这片贫脊的土地上，顽强地扎下了根。

每年夏日，渡船上方无遮挡的船棚，船舱内闷热异常，我们这些半大的少年，干脆从船上跃入水中，与渡船击水同行，船老板也会自觉地放慢划船的速度，和着我们同行的节奏，累了喊我们快些上船，免得生出事端。多年后，每当我在军营武装泅渡训练时，不由得想起当年顽劣时的情景，心生对摆渡夫妇的感激之情，是他们的宽容，才使得我提早练就了敢于搏击风浪的好水性。

18岁那年深秋，当我穿上肥大的军装，再次踏上焦赛湖那叶扁舟，告别故土，远赴南国营盘时，面对故乡，面对扁舟，我深深地弯下腰去，深情鞠躬，然后转过身来，迈开大步，走向山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