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三大合作组织之一，成立于五十年代初，其基本宗旨是通过社员入股、开展民主管理，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七十年过去了，农信社在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为助力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农信社经历过曲折发展的过程。开办之初，社员入股金额虽每股只有2元或更少，但信用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广泛筹集资金，为广大社员提供存、贷、结算服务，行使民间借贷作用，抑制高利贷，发展生产和流通，成为不可或缺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但农信社发展之路是坎坷不平的。自建立至今，管理体制多次变革，有成功经验，也有过挫折。如在建社初期曾一度将信用社交给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管理，信用社变成了政府的出纳和“钱袋子”，信贷与财政资金混淆，信贷功能弱化，背离了办社宗旨，走过一段弯路。后来，极“左”思潮泛滥，农村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和传统手工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取缔和批判，农信社贷款投放畏首畏尾，对个体经营和传统技艺不敢予以支持，普遍存在重农弃商、支农不支副、重集体轻个体的现象，农信社服务功能受限，业务萎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农村改革大潮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之下，农信社如沐春风，逐步打破“左”的思想束缚，焕发出生机活力。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信社为“三农”服务方向更加明确，服务对象得以拓展，业务范围逐步扩大，成为新形势下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

自1979年初我调入农信社，先后在乡镇信用社和县联社工作30余年，有幸见证和参与了农信社的多次体制改革进程和发展阶段。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受最深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信社在风起云涌的农村改革中开启了蓬勃发展和不断进取的历程。

1981年，广大农村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架下，全面实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信用社将原生产队结欠农行、信用社贷款逐户分摊落实债务就成为当时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我所在的潜山王河信用社在乡村领导的支持配合下，到1982年分摊落实债务任务基本完成。业务到户后，业务量呈数十倍扩大，信用社与农户工商户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储蓄存款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农信社历来将其视为第一业务而常抓不懈。一方面通过网点建设、开展代发工资、代发涉农补贴资金、代收学费等中间业务，推行规范化服务、加大宣传力度等措施，吸引客户开户存款；另一方面做到“欲取先与”，实施全面授信，以贷促存，预约吸存，使存款总量年年攀升。1986年，王河信用社组织资金工作经验曾在省农行大会交流。

在贷款投放上，以小额信贷为主，以信用贷款为主。实行“一户一账”、上门服务，使广大守信农民都能及时得到贷款支持。在投向上切合实际、突出重点，在支持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挥家庭手工业的优势，重点支持以舒席产销为主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王河是闻名遐迩的舒席产区，历史上舒席曾出口东南亚各国。在八十年代舒席产销两旺之时，信用社坚持以三分之二以上的贷款用于支持舒席原料的集中采购和产品运销，促使舒席货畅其流，形成产业链。1985年初，为解决乡镇舒席企业在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力避多头开户，盲目竞争，经我社主导和农行支持之下，实行“行社协议，共同贷款”的改革举措，信用社与农行、企业三家共签协议，确定限额共同贷款，企业在社开户，资金统一管理，从而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发展。对此，省、市农行曾作为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措施进行推广。由于对舒席产业信贷支持卓有成效，1985年春，我代表信用社出席安庆行署召开的“商品流通经验交流大会”，在大会作题为“支持舒席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的交流发言，同年省政府授予该社“扶贫先进单位”称号；1986年该社实现盈利居全县农信社之首，获农行安庆中支“创最佳经济效益奖”，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改变。经多年努力，该社存贷款规模、自有资金得到较快增长，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实现“双赢”，开创了工作新局面。

这些平凡工作中的点滴经历，只是农村改革大潮激起的一朵浪花，是农信社广大干部职工秉持初心为民服务的缩影和真实写照。虽过去四十余年，却依然清晰如昨，令我永远难忘。经历了40年风雨历程的农金改革深刻启示着我们，唯有以农为本，为农服务的初心不变，农村商业银行才能在农村改革中把定方向，才能在乡村振兴和美好乡村建设中发展作为，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明天。

潜山农商银行 郑振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