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余光中先生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散文是对话的形式，散文是散文家人品的尽现，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散文说的是关于灵魂的事，而不是关于文化的事。

在《缪斯的左右手》一文中，余先生又把散文说成是走路、喝水、说话、对话等，这些说法虽少了几分正襟危坐、焚香净手的庄严，却也以一种最平实的家常话道出散文文体的自由随意性——可以承载生命的喜乐，也可以承载生命的哀愁，但它未必乐于承载一些“大文化”“大思想”抑或一些“非散文因素”的重压。

学者谢有顺先生诸多有关散文的表述中也不乏可取的论断：“我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重新解放感官的写作……我期待感官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在文学中重新复活。”谢有顺先生所强调的感官放大与解放，其实与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里的“感性”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下，一股倡导“在场主义散文”的清风正强劲吹来，所谓“在场”其实也就是感官的“在场”，也只有感官“在场”才能调动感官去写作，可见亲知亲历性对于散文写作是何等重要。

的确，散文家只有视角向下，直面人间烟火，让“在场”的心灵与生活中所见、所听、所闻的自然“立体声”及人的生命“立体声”发生碰撞，继而产生诗意的情感关系，才能写出让人心灵为之颤动的散文。唯有“在场”且用心的散文，才会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散文是生命的表达者、是诗意情感的表达者。余光中《听听那冷雨》、陈冠学《大地的事》、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之所以会得到社会广泛赞誉，便是因为这些散文的“在场”与散文家的生命体验乃至读者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

我十分欣赏倡导写“盆景式”“扇面式”和“竹简式”散文的声音。这种形似“盆景”“扇面”“竹简”的散文不仅强调“在场”，而且还强调简洁好看、有内涵。中国文人自古就推崇“文贵简”“文约而事成”之文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堪称“尽人之性、抒人之情”的散文经典，尤其苏轼的《前赤壁赋》，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无论跨越多少时代、无论身处何地——只要阅读这篇散文，都会分享到一种天人合一、物我难分的梦幻般美妙境界。阅读这种散文已不在于长知识，而在于长人之真性情及真境界，此乃散文之精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