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品，六十年前就开始构思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小时候经常听他念叨一些名词，比如“工作”“统计”“双抢”“产量”等等，这些名词就像一粒粒种子，蛰伏在我年幼的思维世界。

参军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家乡给我的印象，总体上色彩比较单调，天空是灰色的，土地是灰色的。路边很少见到树，河里很少见到鱼，碗里很少见到好吃的。下雨天道路泥泞，雨还没停就有可能洪水泛滥，洪水下去了，又可能是赤地千里。

我们没能善待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也不待见我们。

改革开放以后，每次探亲回家，都要刷新一次发现，树多了，路宽了，天蓝了，碗里好吃的东西也多了。

以后，我成了军队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军事题材作品，直到近年，有了大量的时间回乡，有时候一住就是几个月，写了几十篇散文，比如《对面墙上的故乡》《走在乡间路上》《路过林水寨》《复活的故乡》，等等。放慢脚步，观摩故乡土地山林舞蹈，聆听蛙鸣虫吟，感受土地血管里的脉动，仿佛倏忽之间，沉睡的土地苏醒过来，贫瘠的皮肤洋溢出晶亮的光泽。

岁月荏苒，终于酝酿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写一部关于土地的长篇小说。我虚拟了一个名叫月光岭的地方，并在月光岭建造了一个实体——三座房。

月光岭出场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已经能够呼吸到改革开放的气息了。一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在三座房组成了“巴犁公社”——象征泥巴和犁铧构成的一个搭伙吃饭的松散型集体，核心人物有蹲点的乡干部孟见贤，下放知青、文学爱好者何琳和美术爱好者童欣，回乡青年、赤脚医生赵兰；第二层有下放干部、大学教授黄多伦，靠跳大神糊口的“地主婆”黄三包，孤儿满仓，俏村妇陈蕙兰，等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人赤诚相见，肝胆相照，特殊时期建立的特殊感情，维系了半个多世纪。

孟见贤有中专学历，年轻有为，也可以说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的早期目标是让农民吃饱。总结他的青年时代，既有知识型青年干部的勃勃雄心，又有脚踏实地的朴素作风，他痴迷于研究二季稻、再生稻、三季稻、杂交稻，并发明了“带料入田”育种栽培法。

孟见贤小学快毕业那年，家乡受灾，政府组织受灾群众带着耕牛等生产资料，到邻县参加生产，共济艰难时光。就是在那期间，发生了让孟见贤刻骨铭心的两件事。

有一个中午，孟见贤到一户人家吃派饭，善良的陈婶瞒着自己的孩子，在他的碗底卧了一个荷包蛋，因为陈婶知道那天是他十三岁生日。

第二件是，在邻县参加劳动的岁月，一个外地人从山那边徒步来到孟见贤所在的田边，因为语言不通，这个人掏出钢笔写了几句话，交给孟见贤“翻译”，当地农民才知道这个人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临走时把那支钢笔送给了孟见贤，鼓励他好好读书。

一只鸡蛋，一支钢笔，奠定了孟见贤的思想感情基础，也给他安上了一双勤奋读书的翅膀。

赵兰在首届高考中成为本乡第一个本科生，却因医疗意外被取消入学资格。孟见贤奔走呼号，虽然没能挽回，却给赵兰以极大的鼓励，在第四次参加高考后，赵兰回到了大学课堂。

童欣考上美术专科学校，却因一本所谓的黄色画报，险些遭到退学。孟见贤住进童欣所在的学校外，每顿一碗面条，每天去一次学校领导办公室，据理力争，保住了童欣的学籍。

孤儿满仓因为吃不饱饭偷鸡蛋，遭到群殴，孟见贤把满仓解救出来，放到三座房。满仓不仅有了何琳、赵兰和陈蕙兰等母亲般的亲人，而且被黄多伦发现了“神童”的潜质，以后成为本县西南山区脱贫攻坚的骨干力量和组织者。

黄三包因为历史问题，未能享受“五保户”待遇，孟见贤深入调查，不仅使黄三包成为黄五包，而且在调查中证实了黄的丈夫杜威是革命烈士。

随着职务的升迁，孟见贤的舞台、格局、视野越来越大。在此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环境治理、城乡一体化建设、反腐倡廉、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等阶段，由一个只盯着粮食的基层干部成长为一名政治成熟、艺术精彩、周全果断的领导干部。

比起孟见贤，何琳有更大的野心，她在月光岭巴犁公社早期，参与了孟见贤“改天换地”的种种实验，并以“土记者”的身份写了《一个乡长的一天》《“天女”是这样诞生的》等脍炙人口的文章，推动了乡村改革实验，被人戏称为月光岭的“铁托”。在首届高考中，她填写的三个志愿全部是全国名牌大学，分数线却只能上中专，她拒绝上学，并赌了一口气，要“把城市搬到乡村”。改革开放初期，就“姓社”还是“姓资”出现不同声音，何琳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在这里生长》，呼吁大包干背景下要防止对于土地过度开发，要保护集体利益。

应声而来，一篇作者署名“田野之光”的文章《反对倒退，捍卫改革成果》在报纸发表，强调，把农业还给农业，把土地还给土地，把农村还给农民，把市场还给市场——旗帜鲜明地对何琳文章进行了批评。孟见贤当时还替何琳捏了一把汗，以后才知道的，这篇文章也是何琳写的，“田野之光”是她的化名，她的目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争论，真理越辩越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政策不断调整优化，仿佛春风唤醒了我们的记忆——贫穷不是土地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对土地缺乏认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温饱问题不是主要矛盾了，提高生活品质摆在了我们的议事日程，何琳“把城市搬到乡村”的誓言，孟见贤设想的“诗生活小镇”，在月光岭核心成员和满仓等后辈薪火相传的努力下，梦想成真。突出“农”字和“手工”特色，把山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使月光岭成为生态农业和手工产品的集散中心。而满仓设计的“六个一工程”：一口锅、一只碗、一把壶、一粒米、一本书、一双手的巨型雕塑则将月光岭“诗意”刻在山水之间，“农”字号艺术照亮了普通的土地。

在月光岭焕发青春之后，仍然以这些人物为主体，又把目标转向西南贫困山区，开辟了振兴乡村的第二战场，艰苦卓绝而又壮志凌云。

在脱贫攻坚初期，时任县长的孟见贤和地区报社驻县记者站长何琳等人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沿河道攀登至西华山区白云村，夜晚看见黝黑的山窝里有一星亮光，次日见到了那个渴望读书却因为贫困而不得不辍学的女孩苏明静。孟见贤像当年的县委书记那样，摘下自己的钢笔，送给苏明静，鼓励她好好读书，长大了让山里的灯更多，更亮。

那次深山访贫，何琳写了一篇文章《深山，那盏不灭的灯》，引起上级高度重视，不仅改善了山区孩子的受教育状况，也使修路计划得到了推动。

在创作《月光岭》的过程中，往事历历在目，父亲的身影在我眼前不时地晃动。我采访了不少于一百人次，把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找出来学习一遍，对于身下的土地和土地上活跃的人们重新认识。我热爱我笔下的人物，他们是我的理想，是我感恩土地的礼物。

在几乎同时代并行的乡村变迁主框架之外，还有一条始终环绕的副线，隐秘而又多彩，那就是爱情和婚姻，主要体现在孟见贤和陈蕙兰的无心插柳、何琳和童欣的弄假成真、赵兰的突然选择。其中孟见贤同陈蕙兰的感情升华尤其具有戏剧性。

陈蕙兰，一个模样俊俏的村妇，曾经因为聪明能干、讲究卫生而受到县妇联主任乔慧的高度赏识，成长为村干部，是孟见贤推动乡村文化、卫生、教育等试点的先行者。同时，因为孟见贤在她家吃了几顿派饭，成为坏人郭江等人诋毁的对象。丈夫去世后，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反而在孟见贤和陈蕙兰之间生出一种若隐若现的牵挂，在孟见贤受到诬告而接受调查期间，她成了孟见贤的精神归宿，实现了由“背黑锅”到“背银锅”的完美蝶变——这个结果，看似偶然，实则早就埋下伏笔，就是这条虚线，成为情节推进的秘密引擎。

月光岭特殊的人物和人物关系，以及贴着地皮发生的人间传奇，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如果说孟见贤、满仓、赵兰等人是理想田野上的跋涉者，那么何琳则是这田野上空一缕闪烁的星光。何琳的记者身份以及指挥员般的决断风格，使她成为月光岭情感秘史的导演和呵护者。她同孟见贤是“铁托”同盟，超越了爱情，又比通常意义的战友、朋友关系更加默契、亲密。她甚至可以被看成是月光岭的实际家长，或者说是精神领袖，在孟见贤、赵兰、陈蕙兰、满仓等人的命运跌宕中，始终有她运筹帷幄的身影。

月光岭巴犁公社既是一个地理意义的虚拟空间，也是一个情感意义的真实存在。它就像一个飞机上的黑匣子，不动声色地记录了这块土地上或明或暗的一切影像，地表上纯洁、高尚与龌龊、卑鄙的明争暗斗，地下蛙鸣虫吟，山里莺飞草长……

这部作品没有忽略苦难，也没有忽略人性的阴暗。但是，我更多地看到的是，时代在进步，生活在变好，乡村在变美。事实上，小说也写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前半部分有一个半坏人。一个坏人是指民间流氓郭江，这个人在聪明人面前耍小聪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后的结果是“左脚绊右脚”，自己吓自己，淹死了。半个坏人，是指原村支书何金发，在征收“提留款”的过程中巧立名目，增加农民负担，中饱私囊。为什么说他是半个坏人呢，因为这个人刑满之后变好了，以早期致富的企业家实力，对月光岭发展有贡献，为西南片脱贫也注入了力量，甚至梦想当县政协委员。还有几个人物，我只写了他们在反腐倡廉中落马，没有展开他们的故事，那是不用写也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坦率地说，我不太喜欢渲染犯罪和卑鄙，我的理想是，营造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一切肮脏、卑鄙和贪欲，自然就会龟缩起来，把头低到裤裆里。

小说写到后半部分，已经是新时代了，在另一个虚拟的空间——脱贫驿站白云村、中转站玉皇顶村、贫穷盘踞的十二檀村，新的一代登场了——扶贫前指党委书记贺健、副总指挥满仓和十二檀村扶贫第一村支书苏明静等等。这些人在经历了第N次自然灾害之后，重新站起，唱起了“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展开了“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决战，直到高速公路修到十二檀村，山里的灵芝、天麻、青檀、菌菇、板栗、茶叶等农副产品形成一条绿色河流，同前来旅游观光购物的人流擦肩而过，彼此奔赴，城乡交融使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焕发了青春。

（作者著《月光岭》即将出版，此文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