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部署，指出“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养心志、育情操，既是文化的内在功能属性，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需要根植于中华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历史传统、革命文化中的红色基因与英雄主义气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立场，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以文化人的历史传统
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孕育着中华文明的开端，即“以文化人”的人文精神传统。《周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轴心时代的初民通过龟卜兆象、八卦之象将宇宙秩序化为人伦秩序，实现了从天文到人文、从“尊神事神”到“内圣外王”、从形象思维到自主理性的精神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呈现为从巫史文明到礼乐文明的转化。
礼乐文明核心就是以自然情感与名分理性构建秩序。重视心志情操的伦理道德价值成为一种文明形态、文明的内核。“礼”源于轴心时代初民沟通天地的祭祀之礼，意为“行礼之器也”，用于祭祀、占卜等。“乐”源于宇宙秩序的自然节奏，呈现“天籁”到“人籁”的人化自然过程，在原始舞乐中与神沟通。原始礼乐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神相通的桥梁。西周以来，周王制礼作乐、儒家礼乐规范，使礼乐开始具备道德与政治意蕴。《礼记·乐记》曾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将自然万物的差异性投射于社会人伦，形成尊卑、长幼、亲疏的伦理名分与仁、义、孝、悌的人伦日用，共同建构稳固的社会秩序。“乐”通过节奏与旋律，唤起人的善的情感共鸣，促进内心精神和谐。自然情感和名分理性的结合，使社会井然有序、人心情感和谐共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以文化人。
修己达人、向内安顿的文化路向养成了心志刚毅与温良如玉的民族性情。不同于西方宗教文明预设一个先验的彼岸世界，人通过信仰神明获得精神救赎。中华礼乐文明通过“天道”指导，将宇宙秩序化为人伦秩序，礼乐教化融于百姓日用不知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中华文明确立了“向内诉求”“反求诸己”的文化路向：一方面，在面对人生困境之时，人作为拥有刚毅心志的生命主体，能够摆脱自然情欲的束缚而依靠自身的道德理性，克服困难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我们又具备温良如玉的民族性情，这种温良使中华民族始终包容万物、团结一致，使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熠熠生辉。心志刚毅与温良如玉的民族性情本质上将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化为生命本能，这种精神境界融通向内超越的精神修养，达成“天下一家”的济世情怀，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秩序的和谐统一。
最终，文化养心志、育情操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确立其合法性的制度基础。中华文明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伦理逻辑。《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即涵养个体精神，涵育自身的道德理性与自然情感；“齐家”则包容协调家庭内部的差异亲疏化为有序的伦理秩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关系。由齐家及治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最终形成以“伦理”为本的家国文明共同体，以实现“以化成天下”的文明图景。
新文化运动的“两歧性”：心志与情操的现代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心志与情操育人，不是单一的情感主义也不是单一的理性主义，而是情与理的结合、统一。基于情理融通的精神逻辑，一方面，“理”具有价值引领作用，能够克服滥“情”的感官享乐与心灵失序，使“情”成为“向善之情”。另一方面，“情”具有融通彼此、调和矛盾的作用，能够扬弃“理”的抽象性，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情”和“理”浑然一体，“理”在“情”中，通“情”达“理”，实现情感与理性、个体与世界的和解，构建内在超越的精神自由境界。
新文化运动是情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承。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亡矛盾深重，仁人志士救亡图存，这些救国运动并没有断绝人的“情理”，而是在将表面的“理性与科学”同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融合，“情理主义”在革命时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张灏先生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两歧性”观点，即表面上这一时代强调科学，推崇理性，实际上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这也进一步体现在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中：革命先烈将朴素家国情感升华为超越个体生死的崇高革命信仰，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再是冷冰冰的政治关系，而是被赋予具有伦理温度的情感联结，成为家国一体的价值共同体。在这种高尚精神鼓舞下，仁人志士、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这一点进一步表现为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感认同与革命心志的成熟，即从“三不朽”向革命生死观的转变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追求。叔孙豹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提出了“三不朽”的理念，即“立德、立功、立言”，分别指道德垂范、济世功业和传世言论，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可以获得“不朽”。革命期间“情理主义”发生赓续转化，革命先辈心怀崇高共产主义信仰，把家国情怀升华至超越个人生死的崇高意志层面，为人民服务成为通往“不朽”的应有之义。昂扬向上、敢于斗争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国民心性，唤醒人的主体意识，使人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实践中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培育出“神州人人皆舜尧”的理想人格。
文化强国的落脚点：“精神富有”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建设文化强国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由此，文化强国的落脚点不止于形而下的文化产品与产业，更要聚焦于形而上的人的精神世界。个体的文明素养、道德品行、审美情趣，是国家文化形象最生动、最直接的镜像。因此，文化养心志、育情操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路径，更是建设文化强国、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战略支点。
人的精神富有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已成为政治经济学问题。养心志、育情操就从一种个体的自然行为，变为制度化的社会行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信息价值多元化的冲击下，若缺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引领，个体极易陷入精神困境，社会亦可能面临人心涣散、精神颓废的风险。因此，迫切需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系统浸润，帮助个体铸牢理想信念，涵养道德品质，使文化强国建设不再是宏观叙事，而是成为深入人心的价值尺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一方面，养心志、育情操塑造了人与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涵养天人合一的和谐心境，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尚和合”的人文精神。自古以来“和为贵”的中国智慧，使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和兼收并蓄的胸怀，使中华文明以开放姿态博采古今中西的优秀文化资源，从而实现数千年的绵延赓续与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