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安徽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 张庆亮 李坦

版次:06  2026年04月07日

城,欣欣向荣;乡,万象更新。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6年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并从“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三个方面作出明确部署。这一部署,既与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高度契合,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相呼应。

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报告》中关于“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的战略部署已超越了单纯的粮食生产任务,而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

其一,深入实施“四良两优”工程,推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取消建设资金县级配套。这本质上是在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把粮食安全责任从“任务摊派”转向“能力建设”;二是通过省级财政和制度安排缓解县级财力约束,避免高标准农田建设在不同县之间出现不均衡;三是通过良种、农机、农技、数字农业等技术要素嵌入,推动粮食生产从经验驱动转向技术驱动。其二,做强“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生物育种安徽省实验室等平台,加快智慧农业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不仅意味着科技资源的集聚,更意味着技术扩散机制的再组织,预示着安徽将通过“种业突破+数字化作业+精准管理”塑造更高阶的单产上限与抗风险能力。其三,抓好“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这将供给安全从口粮延伸至民生消费品,体现出对城市化背景下价格预期与生活稳定的综合治理取向。其四,高质量完成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整省试点工作。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行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联农带农机制。这传递出鲜明信号:在要素流动加速与人口转移背景下,并非以简单规模化替代小农,而是通过延包稳定预期、以集体经济盘活资源、以社会化服务嵌入小农生产、以利益联结锁定增值收益,推动农业生产关系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实现渐进式重构。其五,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农业普查将为高标准农田布局、补贴与保险精准投放、集体资产运营、联农带农绩效评估提供可验证的政策依据,使乡村治理从经验型决策迈向数据型决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报告》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层面,呈现的是“空间重塑—产业集群—公共服务—社会力量—底线治理”的复合路径,已然超越了传统的“建设乡村”思维,指向更深层的“经营乡村”逻辑。

一是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千村引领、万村升级”是要将乡村打造为县域内制度创新、产业组织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中继节点”,将其从单纯的生活空间转变为具有经营能力、组织能力和价值承载能力的复合单元。二是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高端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仅靠初级农产品增产并不够,必须把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认证、电商渠道、文旅消费、休闲农业等环节纳入县域产业体系,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与之配套的“加强农业国际交流合作”,则为标准对接、市场拓展和技术引进打开通道,使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具备从区域优势走向更大市场竞争的制度与技术条件。同时,“深化‘皖美休闲旅游乡村’建设行动,培育高品质乡村旅游集聚区”,实现从“农业产出”扩展到“场景消费”,通过集聚效应形成稳定客流与就业吸纳。三是持续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背景下,物流和数字基础设施既是生活便利条件,也是县域产业组织和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底层支撑。四是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这意味着乡村振兴的资源结构从“政府主导项目投入”拓展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集体组织+农户受益”的协同模式,企业被要求以更规范的治理方式参与乡村公共事业与产业培育。五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这指出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具备风险治理能力:把监测预警、产业就业支撑与兜底保障制度化,避免在结构转型期出现系统性风险。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当前,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已经成为共识。这就意味着围绕县域推进城乡融合能够形成强大的政策势能,县域城镇化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首先,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的制度、机制、渠道、措施,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其核心逻辑是:城乡融合的瓶颈不在于资源总量不足,而在于要素配置的制度摩擦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分割。这意味着乡村要通过人才回流与能力下沉,重构产业组织、公共服务与基层治理的内生机制。其次,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其内涵在于将沉睡资产转化为可运营资本,为返乡创业、乡村新业态、公共服务布点与集体经济增收提供空间载体。再次,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实质上将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从户籍绑定转向常住人口导向,以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门槛并提升其可持续性。最后,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培育更多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这明确了城乡融合的关键条件:公共服务一体化需要财政与就业支撑,而县域经济与产业集群正是就业吸纳、税源培育与产业链协同的基础;并且,公共服务质量与城乡网络基础设施又决定县域能否有效集聚人口与要素、提升产业竞争力。总之,安徽要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必须以县域为枢纽,将“粮食安全、乡村振兴、要素流动、公共服务供给、县域产业承载”聚合为一个可循环、可治理、可评估的现代化体系。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