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吸引众多民众和历史爱好者参观打卡。作为在京工作的安徽人，我满怀激动与自豪走进展厅，在北京与两千多年前的楚王“老乡”来一场特别的跨时空相遇。‌

展览主题“遇见考烈王”，标明了墓主的身份。史书记载，楚考烈王熊完（又作“熊元”），公元前262年至前238年在位期间，主导了合纵攻秦、迁都寿春等重大历史事件，而此时楚国的大厦也正一步步滑向坍塌的边缘。

如何证明墓主就是史书记载中的楚考烈王熊完？一件青铜簠的12字器身铭文“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揭晓答案。根据专家考证，“酓前”与“熊完”在上古音中发音相近，“楚王酓前”就是史书中的楚考烈王熊完。文献记载与地下文物严丝合缝对接，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得到完美诠释。同时，体质人类学鉴定结果显示，墓主为50岁以上的男性，其母系遗传具备古代北方人群特征。这也印证了《史记》中熊完之父楚顷襄王曾迎娶秦女的记载。这位楚王身上，流淌着南北交融的血液。

按照周礼，九鼎八簋为天子专属，诸侯仅能用七鼎六簋。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诸侯僭用九鼎陪葬屡见不鲜。考烈王下葬时（公元前238年），天下已无周天子，九鼎八簋已不是对周天子权威的“僭越”，而是战国末期诸侯王为构建自身合法性而对旧有礼制符号的承袭。

武王墩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楚系特征。九件升鼎均为楚国特有的“升鼎”——束腰、平底、外侈双耳，方座青铜簋则带有西周早中期的复古风格。驻足细看，其中两件鼎的纹饰格外繁复精美，工艺明显高出其余七件，很可能是楚国鼎盛时期传下的旧器。或许当时楚国国力衰微，无力短时间铸造出完整的高规格青铜礼器，只能以旧器充配。

展厅中体量最震撼的展品要数青铜镬鼎，口径达88.9厘米。不同于“九鼎八簋”中盛放牲肉的升鼎，镬鼎是专用于烹煮牛、羊、猪等完整牺牲的礼器，出土时鼎内还残留有牺牲骨骼。它与九件楚式升鼎共同构成太牢祭祀组合。

礼以定序，乐以和情。与承载等级威仪的九鼎八簋一同亮相的，是一套楚式青铜编钟。这是楚王专属的礼乐重器，形制规整厚重，器身满布精美纹饰与楚系铭文，配套的漆木钟虡仍可窥见当年的恢宏气势。还有成套的石编磬，以坚固细密的青灰色石料精磨而成，形制规整统一，器身刻有清晰的编号与楚系文字，每一件都经过精准的调音校准。

青铜编钟与石编磬完整还原了战国晚期楚国王室祭祀、宴饮的礼乐规制，虽沉寂千年，仍能让观众感受到战国礼乐文明的庄重典雅。虎座凤鸟漆木鼓架以匍匐双虎为座，昂首双凤为架，造型灵动威严，残高仍达1.92米，是迄今发现体量最大的楚式同类器。原件仍在修复中，但透过考古资料与复原图，得以窥见楚国王室乐舞的恢宏气象。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器物以漆木器数量最多，器型涵盖案、俎、耳杯、盒、豆、盘、瑟、鼓架、镇墓兽、木俑首。如此成体系、高规格的王室生活用漆器集中出土，创下半个世纪以来楚墓考古之最。它们颜色依然光鲜，线条精细如昨，仿佛那位末世楚王刚刚离去，宴席尚未撤下，乐舞刚刚停歇。

彩绘龙凤纹漆木案长133厘米、宽78厘米，在先秦同类漆案中首屈一指。案面沿对角线对称展开朱红色龙凤图卷，两只凤鸟昂首而立，振翼欲飞；凤翼之下，两条长龙蜿蜒而出，张口露牙，威而不怒。整件漆案“朱画其内，墨染其外”，是典型的楚式髹漆工艺，黑漆为地、朱漆绘纹，红与黑的交响延续了八百年。

在玉器展览单元，体量硕大、纹饰精美的楚式玉璧引人注目。它们以和田青玉雕琢而成，质地温润莹洁，通体满布排列规整的谷纹，曾安放于墓主人棺椁之间，作为沟通天地的信物和防腐护魂的重器。玉具剑四件套是战国晚期贵族尚武风气的鲜活缩影，器身浮雕卷云纹与兽面纹，细节处纤毫毕现，尽显楚式玉雕的精湛工艺。另有玉觽、玉管、玉佩等精巧小件，兼具楚式工艺与南北文化交融特征。

展览最后一个单元名“以属华夏”耐人思量。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价值，落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坐标系里。

过去我们谈楚文化，常常强调其巫风、浪漫、异于中原。但在楚国最高等级墓葬的武王墩，鼎簋组合和乐悬制度遵循周礼，占卜甲骨保留商代遗风，束腰升鼎和凤鸟虎座鼓架浸润着“楚风”……这是楚人用“方言”的词汇和华夏共通的语法所连缀成的文物史诗。

漫步展厅，回望战国末期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耳畔仿佛响起楚国暮色四合时的宫廷雅乐和钟磬余响，心头泛起对江淮故土的眷恋与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