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过年一件热闹郑重的事儿，就是给军属拜年。锣鼓声一敲起来，整个村子的年味都跟着热闹起来，空气里全是敬意和温暖。

20世纪80年代初，一到腊月廿七、廿八，村委会就开始忙活。村支书带着几个干部组成锣鼓队，锣、鼓、镲一响，就像给过年按下了启动键。

队伍一出发，锣鼓声一开始闷闷的，等转过村头老槐树，一下子就响亮起来，“咚咚锵、咚咚锵”，撞在土坯墙上又弹回来，再加上鞭炮的脆响，把各家各户的门震得直响。军属家的门总是敞开着，主人听到动静，早就把一挂千响鞭炮挂在门框上，我们一到就点燃。红纸屑簌簌往下落，和着锣鼓声，让人心里暖烘烘的。这时候，我爸就会走上前，他是村支书，双手握住主人的手，大声说：“大哥，大嫂，我们代表全村给您拜年啦！”说完，就把春联、挂历、县政府的慰问信递过去，还送上两斤猪肉、一斤红糖，外加两包挂面。

那时候物资紧张，买肉得要肉票，红糖更是稀罕。军属们接过慰问品，有的激动得啥话都说不出来，就一个劲儿把我们往屋里拉。屋里桌上早就摆好了炒花生、冻梨，还有舍不得给孩子多吃的水果糖。

我是替哥哥参加拜年小分队的。他一心想当兵，每次拥军活动都不落。那年他临时去外地走亲戚，非得让我替他尽这份义务。

拜年可不是个轻松活儿。十个自然村分散在各处，绕一圈下来得有四五十里路。乡间土路弯弯曲曲，坑洼处结着冰，挑着几十斤的礼品走，扁担把肩膀磨得生疼。走久了，棉袄里子都湿透了，风一吹凉飕飕的，可肩膀却火辣辣。到丁庄自然村的时候，我步子越来越沉，扁担换了三次肩，还是磨出了红印子。

朱大爷家在丁庄村最东头，院里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朱大爷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看到我们来，他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紧紧攥住我的手。他掌心全是老茧，糙得像砂纸，攥得我手生疼。“好孩子，”他声音发颤，“你们来，就是没忘了我们啊。”他说起打鬼子的事儿，说有一次在玉米地埋伏，一天多靠啃生玉米棒撑着，“那时候就想着，能让村里人安安稳稳过日子，值了。”

陈山岗村的陈大爷，门一打开，穿上珍藏的旧军装，洗得发白的布面上，军功章闪闪发亮。老人七十多岁了，腰杆挺得笔直，给我们敬军礼时，右手举到耳边一动不动，勋章在阳光下亮得像星星。

最让我难忘的是朱村的汪大伯。他儿子在战斗中牺牲了，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里，年轻人穿着军装，笑得特别灿烂。汪大伯指着照片，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走的时候说，爹，等我回来给你带各种好吃的。”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慰问信，手指摸着“烈士家属”四个字，“村里没忘了我们，农忙时民兵来帮忙，学雷锋的孩子们常来修修补补，卫生室大夫每月都来量血压……”

那天回来路上，扁担好像轻了些。风卷着沙粒子打在脸上，我却不觉得冷。

几年后，我高中毕业，选择穿上军装。临走前，父亲帮我收拾行李，突然说：“那年你替你哥给军属拜年，肩膀磨出了血泡，你妈心疼了好几天。”我一愣，原来他都看在眼里。

年复一年，拜年的队伍换了一批又一批，礼品也从实物变成红包，清单越来越丰富。但军属们眼里的光，还是和三十多年前一样亮。那是被“记挂”焐热的光，被“尊崇”照亮的光。他们接过的不只是礼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国家没忘，百姓没忘。拜年礼，是乡土间流淌的敬意与温暖，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拥军情。它就像村头老槐树，在岁月里越扎越深，越来越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