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宇的长篇纪实文学《不朽——刘铭传在台湾》（以下简称《不朽》），犹如一声激昂壮烈的历史洪钟，在民族记忆的深谷激起强烈的回响与浪涌。作品不仅还原了刘铭传在台湾抗法保台与近代化的丰功伟绩，还形塑了刘铭传的人格形象，更以文学的笔触，建构了细密的历史肌理，凝结着作家的家国情怀、叙事才华、历史识见、思想立场与对历史回溯和追问的现代性意识。

其一，历史现场的沉浸式重构。季宇在创作中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通过海量的文献考据与专家访谈，将史实转化为生动的细节与感性的文学场景。小说的每一章都依据基本的历史事实，展开合理的文学想象，让历史充分地场景化、情境化甚至情节化，让读者沉浸其中。沉浸式历史现场的重构，一方面来自历史细节的精准呈现，如“百年陈案”一章对历史细节的铺陈；另一方面来自紧张气氛的营造，如“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等篇章对大战来临前氛围的渲染。通过人物对话，让历史、人物在史料中鲜活起来，几乎在每章的结尾都设置阅读期待。不仅如此，文本还援引了来往公文、信函、奏折、圣旨、电谕、批复以及地方的“劝番歌”等相关资料，将真实史料巧妙嵌入历史情境，增加了现场感，夯实了文本的真实性。

其二，人物性格、形象的多维形塑。从淮军悍将到保台的民族英雄，再到台湾近代化的先驱，刘铭传的性格、形象、命运在书中得到多维呈现。作家并没有回避刘铭传早年镇压太平军、捻军的争议，也不吝展现其“抗法保台”的英勇壮举，具体生动地展现了其对近代化的执着与身体力行。在“龙性难驯”一章里，摹画了刘铭传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在与法军、朝廷、湘军势力、左宗棠、台湾地方势力的多重关系中，多层面塑造了一个鲜活、立体、复杂的性格形象。在台湾建省的过程中，刘铭传的前瞻性视野、改革意识、近代化观念都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一一付诸实施。近代化的煤矿、邮局、海底电缆、新式学堂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台湾大地破土而出，尤其是在铺设台湾第一条铁路时，他力排众议：“铁路非徒为运兵，更为通商；非徒为通商，更为开民智”。作者通过对比同时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铁路政策，凸显了刘铭传的战略眼光。

其三，历史叙事的当代观照与叩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在其历史叙事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现实意识与当代观照，在《后记》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值得大书特书，他的功绩也显得格外有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不朽》首先从历史与现实对话的角度，展现刘铭传当年的建设对今日台湾仍有深远影响，刘铭传的功绩，不仅在于他建起的铁路与城池，更在于他尝试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的治理模式，使台湾成为真正意义上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其次是身份认同问题，通过台湾的建省与历史人物的重要贡献确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作品不仅在于复活了一个历史人物，更在于为今天的我们照亮了那段血脉相连的历史脉络：台湾的近代化历程自始便深深植根于整个中国的命运脉络之中。

其四，文学性与历史性的榫合交融。“历史纪实文学不是纯然的历史著作，不是只有冷冰冰的历史数字或历史事件，而应是一方面保持了纪实的历史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文学的独特魅力。”作者摒弃了传统历史叙述的线性推进，采用了多声部、多视角的复合结构。比如写中法战争，交替使用了刘铭传的奏报、法军将领的回忆、其他将领的反映等，使同一历史事件呈现不同维度的解读，这种“复调”叙事，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性，又赋予了文本强烈的戏剧张力。在语言风格上，实现了典雅与通俗的融合。书中既有“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这样的典雅语言，也有“会说合肥话，便把洋刀挎”这类俚语俗话。同时，也凭借合理想象填补历史缝隙，使人物血肉丰满、场景如在眼前。他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人生命体验巧妙编织，让刘铭传不再只是历史长廊中的肖像，而成为有温度、有情感、有挣扎的“人”。正是这种文学的真实，赋予“历史”新的生命，让读者得以在情感层面与百年前的先行者产生深度共鸣。

抚卷《不朽》，刘铭传的身影在历史的迷雾中愈发清晰。他的保卫、他的建设、他的抗争、他的遗憾，共同铸就了一种超越时空的“不朽”。这种不朽，源自他对台湾这片土地深沉的责任与开创性的贡献。《不朽》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并未回避历史英雄的悲剧性宿命。刘铭传的宏图大业在晚清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上举步维艰。季宇以冷峻的笔调揭示：个人的雄才大略，终究难以抵挡时代沉疴与体制的腐朽。当他离台之际，那些未竟的蓝图与深埋的遗憾，已然预示了台湾在甲午之后那风雨飘摇的命运。这种悲剧感，使刘铭传的形象超越了简单的英雄赞歌，成为一个承载历史重负与时代局限的复杂个体。

（作者系巢湖学院中文系教授，安徽鲁彦周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