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是数智时代的文艺新形态，是新时代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文化强国、显示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文艺实践。这一命题，至少蕴含了新时代文艺发展进程中的“三变”。
一是文艺创作主体之变，即大众由被动的接受者、被启蒙者、被代言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创造者、传播者，这可谓“新大众”。也就是说，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是创作主体，由此带来两个方面的新样态：一方面跨界创作成为常态，另一方面“素人写作”备受瞩目。比如，歌手邓紫棋从音乐领域跨界文学领域，创作完成20万字长篇科幻小说《启示路》；再比如，正在崛起的新创作主体东莞素人写作群，作者来自烧烤工、清洁工等不同职业，通过QQ空间、创作App等实现文艺创作与互动。此前，“外卖诗人”王计兵、“沂蒙二姐”吕玉霞等来自各行业的普通人，以朴素真挚的语言，书写自身独特的生活感悟，已成为大众写作的“时代先锋”。
相较于专业作家的创作，“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更加平民化、业余化，创作的内容也更贴近市民生活和百姓冷暖，并能根据受众的反馈及时调整、密切互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的壁垒，彰显出创作民主化、生活化、共享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大众创作主体的形成，解放了人民大众的创作潜力，为重新定义文艺创作，建构真正面向大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艺共同体”提供了可能。
二是文艺生产传播方式之变，即由传统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介形式，变为现代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共生共建的融媒体，这可谓“新媒介”。事实上，媒介是永恒流动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媒介，技术更迭对生产传播生态的嵌入，不断赋予“新媒介”以新的内涵。在当前技术背景下，新媒介呈现出深度融合性和数字交往性的特征。由此，新媒介必然催生出新兴的文化生产传播模式，推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必然孕育“媒介化的人”和“媒介化的文艺”，人与媒介、文艺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深化，甚至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大众文艺正是社会、文艺和人深度媒介化的必然结果。具有深度融合性和数字交往性的新媒介，使新大众文艺的生产传播不再停留于静态单一的、受众有限的纸质印刷媒介，作为“自媒体”而存在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享受着“深度媒介化”的福利，并深刻懂得如何利用新媒介进行创作与传播。他们利用豆包、ChatGPT、DeepSeek等生成性人工智能作为创作工具，融合文字、图像、语音、视频等多模态表现形式，制作生活记录类视频、视频直播、微电影、微短剧等，借助各种大众传播平台，探索出一条在数字化、网络化空间中进行个性化、多样化、精准化乃至全球化传播的智能传播样态。人机协作的新媒介生产传播模式，为实现作者和读者的交互融合、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
三是文艺形态之变，即文艺由小众文艺走向大众文艺，从宏大叙事走向微小叙事，这可谓“新文艺”。文艺向来被认为是小众事业，但事实上“文艺大众化”的历程贯穿整个20世纪，可以说文艺大众化是近百年来中国文艺发展的主潮。从上世纪20年代“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到30年代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从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何为大众化、如何大众化等问题作出了深刻阐释，再到50年代以后确立“人民文艺”的主导地位，以及80年代以来通俗文艺、网络文艺的多元探索和不断创新，百年中国文艺明确了“高扬人民性”的前进方向与发展道路，创造了文艺大众化的丰富经验，取得了繁花竞放、硕果累累的创作成绩。当然，文艺大众化也是“一直在路上”的未竟事业。
“新大众文艺”也正是从当下人民大众文艺生活的巨大变化中来，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对“文艺大众化”的接续和发展，是新时代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必然结果。就创作内容来看，新大众文艺创作更加贴近私人经验和个体生命，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和世俗人情，因而更能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心理与价值诉求，呈现出活泼的民间生气和旺盛的想象力，这种微小叙事似乎更合乎“微时代”的期待视野和微视听的文艺规律，因而更能引起大众的共鸣与互动。
新大众文艺的“新”，是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凭借新媒介的加持，参与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和塑造新时代的文艺形态和文艺景观。“新大众文艺”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过于追求短平快和流量经济而功利化，过于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媚俗化，过于追求爽感和快速消费而娱乐化，因此造成文艺作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数量大，精品少，同质化严重，尤其缺少思想性和审美性，而这恰恰是专业文艺家创作的优势所在。因此，要推动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必须做到积极鼓励和合理监督，保护和发挥好大众的创作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推动专业文艺家与大众创作者的互动交流，尤其要发挥好文艺评论家批评引导的作用，建设文艺创作的主体间性和良好生态，共同营造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蓬勃向上的大众文艺新境界。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