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座城市“楼”的记忆，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对于合肥的楼，我的记忆主要是在老城偏西南这块，北边和东面就比较模糊了。

不过我最近时常想一个问题：如果排除城门楼这个因素，合肥最早的楼出现在什么时候？

或许应该是镇淮楼？宋代时就有了，1169年筑金斗门，楼居其上。康熙四年（1665年）重建。“凡三层，高五丈三尺”，登楼之上，周遭山峰湖泊尽收眼中，“东北一带，小岘、浮槎在望，参差凹凸，每初霁雨余，如新蓝出沐。南望城堞依依，孤屿隐隐，正如墙末见旅行之髻也。西蜀峰陡起，若与此楼争雄。北望古寺，障之不见天末。”（合肥县志《八景说》）“小岘”“浮槎”是山，“蜀峰”自然就是合肥人再熟悉不过的大蜀山，“孤屿”无论是岛还是船帆，都与巢湖有关。

镇淮楼真是很高。

沧海流年，镇淮楼早已不存，高台也不见踪影，其鼓楼的功能由一座真正的“鼓楼”代替，不过这座不高不大的鼓楼后来也没有了。

在沿街的铺面，渐渐有了二层的木楼，比如三孝口的四个“角”都有很像样的转角木楼，底下是商店，上面则有木窗和雨棚。我见到时，它们大多已很老旧。

现代风格的“洋房”在合肥出现，应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有了洋人和教会，自然慢慢就有了洋楼及洋楼巷。不过这些我都没有亲眼见过。

我最早见过的一批楼也是洋楼或者说准洋楼，它们虽然不是外国人建的，但整体风格是外来的，是苏式的。从大东门到三孝口，无论大小，一律周正大方，敦实而不失线条感，庄重而又有几分雅致。奠定了长江中路的风格和基调。

最具气场的是四牌楼，四座牌坊式的大楼让整个路口显得稳稳当当，理所当然地成为合肥市的中心。

最忘不了光明电影院，在幼时的我眼中，它不仅是看电影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殿堂般的存在，那几根敦实高大的圆柱撑起我整个童年的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这样让人安静和仰视的建筑。

在我的内心，时常会有一种近乎荒诞的冲动：用一把小巧而锋利的铲刀，一点点地剥去省博物院老馆外墙上单一而轻浮的色块，让它原来的样子一点点显露出来。我还想用更大更坚硬的铁钎，在沉重大锤的敲击下，砸开它主广场的地面，让喷水池重新出现，让那些口中喷水的青蛙跳出地面。自然，我也想顺手把三孝口两条交叉的道路理直了，让博物院老馆重新恢复它的排场和格调，恢复原本属于它的那种端庄和开阔。

想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虽算不上富足，但我有一座座值得看了又看的大楼。日日行走其间，我绝不会含胸低眉，因为那样便看不到那些高楼的楼顶。在一次次“随意”的注视中，我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形成的一些判断，幼小的乃至长大了的我都不一定清楚，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年幼的我，心有疑问：传说中的上海24层大楼到底有多高？合肥什么时候能有那么高的楼？当楼的高度被赋予先进或落后的意味时，那些高高低低的楼的含义就不再单纯，人们在意的不仅是它们的绝对高度和楼层的多少，而是它们与其他高楼间的种种差距。

很长一段时间内，合肥高楼出现和增长的速度很慢，这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很着急，什么时候合肥才能“长高”“长大”成了尤其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当一座座高楼突然出现，如同春天里的竹笋般不断地拔节，长高、长大，人们情绪也开始高涨。

从议论纷纷到逐渐平静又是一个不短的过程，从“一座楼不仅是一座楼”到“一座楼就是一座楼”，人们的观念在转变，或者说在逐渐成熟。

形式上的东西，你在意了追求了，它就很招眼耀眼；你看淡了放下了，它就是它，不会有太多的附会和联想。

高楼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实力，这毋庸置疑。高楼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胆识，这也很有道理，全然漠视或过度解读，都不合适。

如今的合肥，高楼太多了，多到我来不及收集关于它们的点滴记忆。高高低低的楼里面，依然会被很多人的记忆和气息填满，城市大了，属于更多的人了，那些形态各异的楼宇也是如此。

不过老城区里，长江中路两边的那些老楼，还是属于我的。虽然当年的四牌楼不在了，光明电影院也彻底消失了，省博物院老馆完全变了样子，每一念及，便觉得空虚得很，但大部分建筑还是保留了下来，它们是这座城市楼宇最初的形象，并不高大，却沉静冲淡，如同一位位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