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个“带着唐诗去旅行”的写作专题，前往安徽，算是老饕得遇美味。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此行从合肥南下铜陵、马鞍山、歙县和芜湖，虽然算不上是最热门的唐代诗人行走路线，但钩沉索隐，寻觅唐诗线索，反倒让此行显得兴味盎然。况且，唐代诗人中排名一二的李白先生在此地多次流连，以他那热情澎湃的性格，一触即发的诗兴，留下了许多作品。

这篇小文的题目虽说是唐诗皖南，其实主要谈李白，因为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皖南当真是有缘啊。笔者此番游赏的铜陵、芜湖和马鞍山，唐朝时都在宣州治下。铜陵位于当时的南陵县境内，是大唐帝国最为重要的铜矿生产与冶炼的“重工业基地”，李白在此有诗。而马鞍山的当涂县至今仍然保留唐代县名，李白于此驾返道山，他在这里也有诗。

从地域上讲，最让笔者困惑的是芜湖市，它在唐代是否有个独立的县域？幸运的是，笔者找到了一首唐诗，刘秩的《过芜湖》：“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嘉庆芜湖县志》）很显然，芜湖在当时是个地方百里的小县，“近海”和“濒淮”都与今天的地理位置相合。另外笔者还找到一个旁证，就是宋代那位“梅妻鹤子”的诗人林逋，他有一首《过芜湖县》：“诗中长爱杜池州，说着芜湖是胜游。”诗中的“杜池州”是指“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唐代诗人杜牧，他做过池州刺史，写过不少与池州和芜湖有关的诗歌，所以林逋才会这样讲。

话题扯远了，我们开始谈李白。笔者没有找到李白写芜湖的诗，但是找到了一首与芜湖距离很近的诗《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这座隐静寺今天保存完好，就在芜湖市境内的五华山，距离市区52公里。这也证明了刘秩所说的“百里芜湖县”言下无虚，出去百里就是邻近的南陵县了。那么五华山隐静寺风光如何？有诗为证：“松径上登攀，深行烟霭间。合流厨下水，对耸殿前山。润壁鸟音迥，泉源僧步闲。更怜飞一锡，天外与云还。”（张祜《题南陵隐静寺》）

李白写作《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的时间是天宝十二载，那年他53岁，“游荡”至宣州，与通禅师结识，分手时写下这首诗。在唐代诗歌中，“咏别诗”是一个大类，数量极多，而且佳作甚多。与友人分别，写一首诗相赠，这是唐代最高级的交际与风雅。笔者在这里说李白是“游荡”，只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他的旅行。李白自己在诗中常用的是“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赠武十七谔并序》）。或者是“恨君阻欢游，使我自惊惕”（《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然而，笔者多年来一直为李白的“旅行目的”而烦恼，因为常常看不明白他的出行到底是想干什么，无奈之下只好用“游荡”一词给他作个不算准确的标签了。

就在李白与通禅师分别的同一年，他在宣州还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后世读者多半认为这是一首优雅孤高的小诗，没有太复杂的意思，但如果结合这首诗写作的时间点与李白的经历来看，诗的内涵就不简单了。

在写作这首诗的前一年，李白“游荡”至范阳大都督安禄山的防地幽州。像李白这种名满天下的风流人物，在幽州必然受到热情接待，他结识的人物中也应该少不了安禄山的幕僚和地方官员，至于他在此是否曾与安禄山相见，史无记载。就是这次“游荡”，李白以敏锐的诗人之心察觉到，安禄山的“反相已显”，于是他迅速离开幽州南下，以避危局。一年之后，当他在长江边上独坐敬亭山时，心中所想会是什么？笔者认为，李白毕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他在诗中是用闲雅、散淡来掩饰他对家国命运深深的忧虑，而不会像儒家子弟杜甫那样，做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式的率直表达。李白的直觉和忧虑是恰当的，也是正确的，这首诗创作完成后一年半，致使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便爆发了。

那么，除了对国事隐隐的担忧之外，这首诗与李白个人有关吗？当然有关，而且是那种自伤身事的关系。说起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将目光回溯到11年前李白在南陵的时候，当时铜陵在南陵县治下。那年李白42岁，准备和朋友吴筠一起前往西京长安，去找寻机缘，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李白的理想是什么？我们还是引用他27岁结婚那年的表述更真切些。他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依据道士吴筠的行迹，我们知道，他们二人当年秋天便到达长安。吴筠被唐明皇任命为“待诏翰林”，算是皇上在道学道术方面的高级智囊吧。而李白则是经过贺知章等诗朋酒友推举，被皇上任命为“供奉翰林”。唐朝待诏翰林与供奉翰林的异同，史学界历来分歧甚大。当李白奉旨为皇上和新宠杨玉环创作《清平调》，歌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时，他终于明白，自己只是个“歌词作者”，与他的理想和志向大异其趣，于是，这个拿着从六品下品秩的俸禄，且与爱玩乐的皇上时常见面的供奉翰林，李白只干了一年半，便“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了。

李白这段人生经历中，有两件事笔者认为值得一提。第一便是他与安禄山的“因缘”。李白担任供奉翰林的第二年正月，41岁的安禄山首次入京晋见，唐明皇对他宠待甚厚，“许谒见无时”，而安禄山也是个会哄人的，所以，那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唐明皇、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欢乐聚会必定很多，作为“歌词作者”的李白也必当在场侍候，这就使他对安禄山其人有所认知。

第二件有必要提及的事情，是李白在南陵动身进京，告别家人时，写过一首《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很显然，李白这次离家告别的场景是欢快有趣的。“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笔者相信，李白既然喝酒，肯定是要喝醉的，醉后起舞也应该是“剑舞”，毕竟他曾自况曰“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杂曲歌辞·结客少年场行》）“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至于他平生所学的“管、晏之谈”和“帝王之术”，虽然应用的机会来得太晚，但总算还是来了。“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李白的许氏夫人3年前已经去世，这位将李白当作朱买臣看待的“会稽愚妇”到底是何人，历来颇多争议，笔者倒是更愿意将这位女士当作诗人的“象喻”。最后便是李白最出名，最具豪气，对年轻人最有激励作用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笔者以为，这两句诗中的个人“意气”，一语成谶，既激励了李白一生，也折磨了他一生，让他在职业道路上两次做出重大的错误选择，此番辞去供奉翰林，离开京城便是错误之一。

现在我们回到李白写《独坐敬亭山》的那一年，他在3年前已经续弦宗氏夫人，去年他在幽州亲眼得见安禄山的种种反状，而此刻他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依旧还是“蓬蒿人”。为此笔者才会认为，《独坐敬亭山》是李白真正的伤时感事之作，因为用意太深，所以才在后世产生了多种解释。

李白有关南陵的诗我们已经谈过了，他难道没有写过与铜陵有关的诗吗？毕竟铜陵当时就在南陵县内。其实有诗的，而且是好诗。

铜陵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此地有铜矿，且自古便有冶炼精铜的“官办企业”。自秦汉以降，中国的铜产品除了军事装备和少量日用品之外，主要用于铸造钱币，例如现在很受收藏家喜爱的唐代“开元通宝”，便铸造得极为精美。然而，事实却是，唐代的钱币极为混乱，私铸伪造的现象非常普遍，恶钱遍地，防不胜防。唐朝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例如，天宝十一载，就是李白“游荡”至幽州那年，“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先是，江淮多恶钱，贵戚大商往往以良钱一易恶钱五，载入长安，市井不胜其弊。”然而，与唐朝任何一次禁用恶钱的结果相同，不久后“乃更命非铅锡所铸及穿穴者，皆听用之如故。”（《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李白55岁。这一年他在皖南“游荡”了许多地方，夏秋之际主要是在南陵、当涂和秋浦（池州）一带，这期间他在两首诗歌中专门写到铜陵的冶铜业。

《秋浦歌·其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李白的这首诗主要是用“赋”的手法，对炼铜场面的表述几近白描。被炉火烤得脸色发红的炼铜工人，一边劳作一边唱歌，能有如此生动的场面描述，李白必定是亲眼得见。

那么，铜陵的唐朝铜矿在哪里？其实就在著名的五松山风景区附近。李白在《答杜秀才五松见赠》诗序中说“五松山在南陵铜坑西五六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到了唐代，中国的深井采矿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类似的采矿竖井和巷道，在浙江的遂昌金矿能够看到。李白在诗中曰：“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陶公矍铄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这几句诗与《秋浦歌》截然不同，带有李白诗歌的典型特征，简单说就是壮观、热烈、夸张。炼铜的场面火焰冲天，就仿佛黄帝在荆山铸鼎；又好像是《搜神记》里的铸冶师陶安公，冶炼炉的火焰上冲九霄，以至于天降赤龙，接他去天庭；还如同火神回禄，将火焰玩得开心欢乐。笔者认为，读者诸君仅仅是为了能够想象一下李白诗歌中的热闹场面，铜陵的五松山也有必要“游荡”一番。

写到此处，这篇文章已经太长了。李白在马鞍山当涂县的人生结局、与皖南诸友的酬唱咏别，所有这一切，全都留待日后，留待有缘吧。

（龙一，天津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