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来，戴震学术以及思想成就一直为学界所瞩目。考其生平事迹，戴震与钱大昕的交往，同样堪称学界佳话。在清代乾嘉时期，戴震和钱大昕均是震烁学界的人物。

戴震治学勤奋且得大儒江永真传，其未过而立之年就著有《策算》《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等学术著作，尤其是所著《考工记图》流传至江南，得到大儒惠栋、沈彤等的称赏。1754年春，戴震孑然一身来到北京，寄寓在京师新安会馆。此时的戴震，衣食无着，处境窘迫，但仍然诵读琅琅，声若金石，引来新科进士钱大昕的好奇与关注。一番晤谈后，钱大昕为戴震的学识所深深折服，连声赞之为奇才。随即，钱大昕向正在编纂《五礼通考》而苦于缺乏专业人才的尚书秦蕙田推荐了戴震，并向同科进士纪昀、王昶等京师学界新秀引荐戴震。

因钱大昕引荐，戴震入礼部侍郎秦蕙田味经轩辑校《五礼通考》，并与王昶共事近半载。稍后，纪昀又为其刊刻《考工记图》。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载：“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辄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这一切，既有戴震前期在徽州广交师友、勤学善思的积淀，更因钱大昕这样真正“以文会友”的品格和善于发现人才的慧眼。戴震、钱大昕这对学界君子从此密切交往数十年，相互砥砺、相互影响，在各自领域共同创造了乾嘉时期的学术高峰。

戴震名动京师学界，得益于钱大昕的发现与引荐，而钱大昕的治学理路则深受戴震的启发和影响。

戴震治学，终其一生均坚持严谨求是，形成学问中悟道、明道的理路。清初以来，考据风气日益浓厚，而视考据为目的，乃至陷于繁琐考据的学者也比比皆是。戴震绝不轻视语言文字和考据之功，但他认为考据仅为手段，明道才是目的，通达语言文字和严谨的考据是求是明道的必由之路。所谓“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的治学理路显然高于当时多数的考据学者，其学术成就卓然，并能引领乾嘉也正由此。

乐于发现并积极引荐戴震的钱大昕，同样是能转益多师、虚心求是的学者。在惊服戴震才学的同时，钱大昕不但同样关注戴震的治学领域，而且深深认同戴震求是明道的治学之路。钱大昕重视文字，在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方面的研治，既有其师辈惠栋的引领，更因戴震的影响。终其一生，虽然钱大昕的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但与戴震如出一辙的是，钱大昕并非为考史而考史，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考史中求是明道，探求历史的规律和历代政治的得失，以垂鉴当时和后世。戴震这种真正以学术为公器，以学问为千秋之事的追求，无疑深刻影响了钱大昕。

在乾嘉时期，戴震以治经而求是，钱大昕以考史而求是，可谓各造其极，一为经学大纛，一为史学大师，二人同为学界树立丰碑。

孔子有名言：“君子和而不同。”戴震、钱大昕的治学与为人，都正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品格。二人虽学识精深，而且乐于交游学林，但又都慎于为师。戴震到京师后不久，即蜚声学界。在京的青年学子姚鼐初识戴震，即为其学识所倾倒，又欲拜戴震为师。戴震则作书婉拒之。戴震婉拒了姚鼐拜师，而愿意与之切磋琢磨、相师相长，遵循的是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遗则。而对于段玉裁，他也持以同样的态度。同样，钱大昕虽乐于推助后进，并长期执教于书院，但也屡屡拒绝投拜，不肯轻易为师。对段玉裁、黄丕烈等优秀后学，钱大昕推许有加，而关系则一直在师友之间。

著名学者惠栋是戴震、钱大昕的前辈，钱大昕曾师事惠栋，戴震则在1757年于扬州拜识惠栋并受其影响。然而，戴震致书钱大昕，在钦敬惠栋学术的同时，对惠栋好古太过、凡汉必是而非完全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隐然有所批评；钱大昕并不因为戴震批评其师辈而心存芥蒂，反而在实际治学中表现了对戴震的高度认同。

钱大昕对其师治学理念的突破和对戴震治学理念的认同，绝非不假思索的怀疑或盲从，而是在长期治学实践中深思熟虑的结果，体现了高度的理性。戴震、钱大昕可谓“和而不同”的学问诤友，共同彰显了一种“士志于道”的君子之学。戴震、钱大昕之交，践行了“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古训，洵为交友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