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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清没有回避：“取得一些成绩后，确实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步子迈得过大了，有些项目回报周期长，却不顾现实情况，把钱一股脑投了进去。我个人能力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对财务管理不够重视，账面上的事没能及时向群众讲清楚，有些决策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同意就匆匆上马……现在想想，不能怪村民。”

村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位年长的村民告诉记者：“本意来说，村干部是想为大家干些事，可是心急了点。就说融资吧，村办企业的钱很多都是私人借款，利息很高。‘没钱靠借贷，还钱等下届’……”

另一位中年村民说：“当村干部，确实不容易。都是碰头打脸的乡亲，哪怕是芝麻粒儿大的官，谁不想留个好名声？！完不成上级的指标，达不到群众的要求，会落埋怨；可干冒了，经营亏了，加重了群众负担，大家又不答应……”

对基层组织的作用，下吴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

“《山这边，山那边……》那篇文章刊出时，我是村支书。看到文章，臊得不行啊！确实，我这个带头人工作没有做好！那时候，田都分了，又开始搞市场经济，就觉得，大家都去找市场了，我这村支书就往后躲躲吧。所以，村上的事也就不那么热心了……”时任下吴村党支部书记向领兵回忆起往事很是懊恼。

“‘鼓打千锤，不如雷轰一声’！报纸出来后，领导找我谈心，乡亲们也指指点点——是啊，我给老少爷们丢脸了。我一下子醒了！那些天，我随身带着个小包，里面就揣着这张报纸，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心里憋着一口气，都是‘一碗酱油一碗醋’，人家能，我们为啥不能？！没啥可说的，憋足了劲，干呗！”

“干呗！”不仅仅是向领兵此后的座右铭，他还把这种精神“传帮带”了下来。

20多年来，下吴村经历了向领兵、李德胜、蒋福金三任党支部书记。蒋福金这样评价他的两位前任：“这些年村里的工作，两位老书记功不可没！他们把担子交到我手里后，并没有撒手不管。村里修路、改厕、排污……遇到难题，不用我吭声，他们就主动挨家挨户帮着做工作。两位老书记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给党支部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空心化”仍是个大问题

暮色四合，坐在洑家村头，记者和几位年长的村民聊天。天空，一弯上弦月被点点繁星围绕；不远处的村舍中，灯光透过户户窗棂洒出束束柔波；眼前的池塘里，青蛙高一声低一声唱着小夜曲。

乡村的夜晚，总是那么富有诗意。

“青蛙叫，对你们城里人来说，很惬意吧！我听着，心里空落落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村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年人喽……”一定是猜出了此时我们的心境，一位老者有意无意给我们泼了一瓢凉水。

聊起原因，陪我们来的一位村干部解释：“溧阳电梯业发达，前些年，村里那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四处闯荡装电梯，有的攒够了家底，当上了老板。于是，更多的年轻人前去投奔。这些年，我们也一直想办法吸引他们回来创业，可是……”

类似的问题，下吴村同样存在。

下吴村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村里半数以上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宣城市区或是“苏锡常”一带务工。现在集体想做些事儿，确实缺人手……

记者在和郎溪、溧阳的农业专家们座谈时，大家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农村“空心化”早已不是个新问题。随着常住人口减少，公共服务萎缩，这种现象还在不断加剧。

有专家将目前农村“空心化”造成的困境总结为“三资外流”和“五人增多”。“三资外流”即资产、资源、资本外流；“五人增多”即老人、小人、穷人、懒人、病人增多。“如果任由乡村资源单向流向城市，农村就会长期处于贫血、失血状态。如果村里只剩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乡村振兴就会打折扣！”

“如何吸引乡村劳动力回流？”

座谈中，“山两边”的青年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首先得让我们有事做、有钱赚！”

溧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斌说：这些年，各地都在想方设法搭建平台，“引凤归巢”。但是，总体来看，给年轻人施展才干的天地，还是狭窄了一点。如果“还巢”之后无枝可栖，凤凰早晚还得飞走。

郎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吴晓对这一观点予以补充：“引凤归巢”，没有产业不行，但只有产业，恐怕还不够——必须要有与产业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条件。这些年，农村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与城里比，公共服务还差很远。电影院、图书馆、网吧、球场、咖啡馆，是现代城市年轻人的生活“标配”，可大部分乡村还没有。买瓶矿泉水，也得走大半天，这哪儿行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宣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金友试着开出自己的药方：政府可以先精准解决一批投资额不大的生活设施。譬如，电商提货点、充电桩、小型体育场等，再通过适量补贴的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承建一些小型工程项目。同时，增加流动电影院、流动图书馆、流动音乐厅、流动医院等各种灵活供给手段。

郭金友的结论是：“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必须要让村里的产业吸引人、生活满足人、环境留住人！而想‘留住人’，政府既不能放手不管，也不能大包大揽，多管齐下，才能大见成效。”

培育“新农人”迫在眉睫

在调研中，有不少村民问我们：“你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能不能告诉我们种什么最赚钱？”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大家都被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烂市”吓怕了。

洑家村的罗氏沼虾曾是一家独大，但后来，附近许多村子都照着养，市场就那么大，结果可想而知——最惨的年份，活蹦乱跳的鲜虾连三分之一都卖不出去；下吴村一度将本村主业定为“蚕品”，但大家伙一哄而上，随着一筐又一筐白花花的蚕茧涌入市场，蚕市愣是像黄瓜棚抽掉了芦秆——眼看着往下塌。

在洑家村一块苗木地里，一位村民正对着满园的苗木发愁。他告诉记者：“前几年，见种香樟的发了财，一棵树能卖到上万块，这不，我自己也种了一园子的香樟。可现在，城里绿化改了树种，香樟树跌到几百块都没人要。”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解决农产品“烂市”问题，“山两边”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方设法打通“产、供、销”各个环节。譬如，引进优质品种，引导种植特色农产品，建立专业合作社，打造供销网络，举办各种展销会……

但就客观效果看，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位干部坦言：“市场需求，波谲云诡。完全解决‘烂市’，难呐！政府既无法在价格上为农民‘兜底’，也不能在经营上越俎代庖。农民呢，一直在‘贵了，一哄而上种；贱了，一拥而上砍’的怪圈里徘徊、徘徊、徘徊……”

“这个顽瘴痼疾难道就没办法解决了吗？”记者替农民着急。

常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昙云说：“市易时易，种植亦易。而要‘易’，就需要不断更新观念，需要高素质的人。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培养更多懂技术、爱农业、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成为具有专业技能的‘绿领’。培养‘新农人’迫在眉睫！”

洑家村的吴士明对这个观点翘了大拇哥。他清楚记得，从养蚕、种板栗到养青虾、种茶叶，洑家村每一次“人无我有，人有我转”的跨越，背后都是农技员起到了关键作用。

“村里有个‘新农人’，胜过一个活财神。”调研中，无论洑家村还是下吴村，都有这样的共识。

下吴村的吴定义讲述了自己对“新农人”的理解：操作新农机需要“新农人”，掌握新农艺需要“新农人”，整合产业模式需要“新农人”，扩大规模经营也需要“新农人”，规范领办合作社还是离不开“新农人”……靠旧式农民实现乡村振兴，是不现实的。

“‘新农人’，不局限在懂农业技术这一个层面上。还应该懂得经营管理——这一点，难度并不比掌握农业技术低。乡村产业要有大发展，这一关，早晚都要过！只有过了这一关，农村的发展，才算迈上了新台阶。”郎溪县农技服务中心主任汪浩说。

规模经营贵在适度

农村改革发展至今天，已迈入了新的阶段。乡村振兴时代，需要怎样的农业组织方式？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无论洑家村还是下吴村都意识到，过去分散、粗放的经营方式，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规模经营势在必行。为此，两村正在加大力度推行土地流转机制，把农田集中起来，实行连片开发。

那么，集中到什么程度为宜？

对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两位基层干部的观点出现了分歧：

一位年轻的副乡长说：“农业，有规模才有效益。规模宜大不宜小。只有尽可能把田集中在种植大户手里，采用先进的机械耕作，效益才能大大提高。”

另一位农业农村局的调研员则表达了担忧：“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毕竟，我们的机械化水平还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土地太多，未必‘吃’得下。‘吃’不下，一旦碰上极端天气，就会出现庄稼来不及收烂在地里这种情况。再说，我们的就业岗位也还有限，没了田，那么多农民干什么？”

一位种茶大户也有这种担忧：“我自己的茶园，农忙的时候要招几十号人来采茶，村里的劳力不够用，只得从外地招工。但过了采茶季，大家伙儿又闲着没事可干。”

还有一位村民私下向记者抱怨：“真后悔把土地流转出去，大户们哗哗数钞票，我们只能拿那点可怜的流转费。图个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干部想得更深远：这些年，国内外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多。一旦碰到像2008年那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或是前几年那样的新冠疫情，企业经营遇到困难不得不减人，农民在外无工可打，回来又无地可种，就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溧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斌认为：“土地流转，贵在‘适度’。流转规模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技术能力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相适应，不追求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应依据不同的农业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措施。譬如，引导发展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统一服务等多种形式，提高集约化水平。同时还要处理好大户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绝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

幸福感，要从多维度衡量

调研中，“山两边”不论干部还是村民，都有一个共识：日子过得好不好，不能光看赚了多少钞票，还要看居住环境美不美、社会秩序是否井然、乡风民俗是否淳朴、干部作风是否清正、邻里关系是否和谐、精神生活是否富有……

其实，两地都吃过一味追求GDP的亏。当年，开矿山、养青虾，曾让青山遍布“癞痢”、溪水污浊不堪。因为污染，让常来买茶的老主顾打起了退堂鼓，让一些村民得了肺矽病、胆结石……

痛定思痛，洑家村下定决心改造人居环境，转型山水旅游。下吴村也定下一条铁律：不招污染企业，不上有害项目！

我们做了一个田野调查：“你认为的好日子是什么样的？”“山两边”村民的答案中，前5位高频词是：生活富足、环境优美、舒适宜居、和谐融洽、精神愉快。

郎溪县委书记嵇文认为：“必须走出经济数据决定一切的误区。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什么？由里往外美，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富口袋，还要富环境、富乡风、富精神、富心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种黄发垂髫怡然乐、宁静和谐乡味浓的诗意图景，又何尝不是我们农村工作的追求？”

涵育乡风，打造精神家园，“山两边”均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认为，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他们。

溧阳市文明办主任陈家敬总结了目前乡风文明建设的几个瓶颈：活动“有”而不“活”；基层“进”而不“深”；服务“送”而不“需”……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氛围的形成，个体素养的提升，是个长期的、系统的‘浸润’过程。要做好这个系统工程，不仅要以政府为主导，还要运用各种辅助方式。譬如：吸纳社会资金向农村文化产业投资、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援助机制、鼓励农民自建文化设施等等。农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尊重之上的引领。既要‘送文化’也要‘种文化’。只有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农民的思想境界才能一步步高尚起来。”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志良这样认为。

郎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娟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文化是感情的纽带，乡风文明做好了，村民就会更加眷恋脚下这块大地。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不仅提升其生活质量，也开阔其眼界，提振其精气神，增强其幸福感——这是振兴乡村的动力源。有了这个动力源，他们就会扑下身子为改造这块乡土释放出更多潜能。”

乡村治理最怕“一刀切”

“想的是提高收入，怕的是摊派任务，盼的是自己做主，要的是精准服务！”在和村民座谈中，有人对乡村治理提出了这样的期盼。

在座谈中，村民普遍反映，当前，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指导方向很得民心，大家都很赞成。但对某些政策“落地”精准度，仍“心里没底”，特别是对有些地方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一刀切”现象，尤为反感。

一位在上海闯荡多年，刚刚回乡创业的农民说：“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的重要性，谁都明白！但是各地的情况不一样，绝对不能一刀切！听说，有些地方强令农户把种茶的坡地改种粮食。更有过分的，在绿化带里种庄稼……这种事儿，国家得管一管呀！”

对农村基层管理，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不少村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听说，有些地方连怎样种庄稼、怎样收割都要管。甚至农民自家杀头猪，也要一级一级‘跑证明’，这样弄下去，农民哪还有经营自主权？”

有的农民对禁烧秸秆表示不解：“烧秸秆，真会污染环境吗？祖祖辈辈挖土刨梢，只知道烧秸秆可以肥田、可以杀虫害。不让焚烧，不是加重了病虫害吗？”

也有农民支持禁烧：“烧秸秆，对环境的污染可不敢小看。听说连农业很发达的国家都不提倡烧呢。人家鼓励农民通过秸秆堆肥还田开展资源循环利用。”

还有农民取了一个中间态度：“秸秆焚烧既不能‘一禁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应该‘禁疏结合’。‘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凡事都应该因地制宜嘛。”

走进群众中，这些意见令我们深思……

下吴村、洑家村，只是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两个普通村落。两个村落发生的故事，算不上惊天动地。但是，一定会镌刻在中国山乡巨变的史册中！

就历史长河来看，几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我们追踪的这几十年，绝不会像流星一样倏然而逝。它会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史上，如铁画银钩般留下浓重一痕！

故事还在继续。

章节该如何丰富？

史册又该怎样续写？

你我都在期待着……

调研组成员：王慧敏 邢宇皓 卢泽华 常 河 苏 雁

（原载7月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