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后，大伯的农具就没用场了。有办民俗馆的人来收，给不菲的钱，大伯却不卖，依旧摆放在厢房里。大伯说，用了一生，舍不得。

厢房里放着很多农具，犁耙、水车、锄头、钉耙、镰耞、镰刀、铁锹……做田种地需要的基本都有。那张犁是刺槐做的，刺槐树本身就弯成那样，自然形成的犁辕模样。因为木质好，犁辕、犁柱、犁底在泥水的持久浸淫下，生出一层带有汗水和泥土气味的包浆，盖去了原有的纹理。年复一年擦抹桐油浸透出来的色颜，更像是大伯经年日晒雨淋的皮肤，古铜般的黄亮。铁质的犁铧、犁镜、耙齿，被泥土打磨得铮亮亮，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大伯辛勤耕耘的酸甜苦辣。还有那张耙，檀木做的，坚实耐用，耙齿钉在上面一点不松动。被大伯双脚踩得稍有弯曲的耙梁，含着泥土气息，透着精神气韵。而那架水车，吊在墙边，昂起的车头像是在眺望远处的田原。

大伯一身的做田手艺就是靠这些农具练就的。老家在巢湖南圩区，大伯自小就操持着这些农具下圩，犁田打耙，车水薅草，一季季忙过来。

大伯犁田犁得好，那是公认的，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服。同样是一块田，大伯犁出来，透气性好，透水性也好，能长稻子。犁到埂边不伤丝毫的田唇，犁到田拐不留多少死角，少费许多做田埂、翻田拐的工夫。而且，中间开犁两边同时到埂，不用这边让一犁，那边加几犁，几乎看不到漏犁的地方。每年春上开犁，我大伯是当一不二的人选。

开犁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看。大伯拎着槐木犁，把牛轭往大牯犍肩上一套，牛鞭轻轻一挥，一声吆喝：“走啰——”牛听到指令头一掯，背一弓，肩一挺，四腿有力往前蹬，一垄泥土便靠着犁壁均匀地翻卷过来。笔直，氤氲着水气，散发着泥香。

这一犁开的不仅是一块田的泥土，还是一季的春耕，一年的忙碌，一家的生活希望，一村人的幸福日子。

我大伯不仅田犁得好，打耙也是好手。泥土耖得碎，田块耙得平，水汪在田里看不见一块土坷垃，拿根树棍无论在哪个地方量，水都一样深。

打耙不容易的。被犁翻过来的泥土，高低不一，软硬不同，耙在上面，一会顶起来，一会陷下去，一会又歪了半边，平衡掌握不好的话，很难站得稳。还有，遇到泥土高的地方，身子要后仰，后脚沉力，前脚放松，人的重量集中在耙的后沿，把泥土带走。到了田凹处，人要及时从耙上跳下来，让牛拖着空耙，这样不至于把低洼处的泥带走。这一下一上全在打耙中进行，牛不要停下来，不耽误时间。

就那跳耙动作，就是一般人学不会的。一般人都是把耙在田里放平了，牛轭架好了，人先在耙上站稳了，再挥鞭赶着牛轻轻挪步，从慢到快。我大伯却不是这样。他总是先让牛拖着空耙走，然后自己一个纵步轻轻跳到耙上，牛速不减，耙身不歪。大伯说，人先站在耙上，牛起步会很吃力，伤牛。空耙不重，牛拖快一点就有了惯性，人再轻轻跳上去，牛没什么感觉。牛是做田人的依靠，我们要护着用。

有人想学我大伯跳耙动作，结果吃了亏。因为跳到耙上没站稳，脚从耙中间滑到田里，被耙齿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以后再也不跳了，打耙时先老老实实站好，再赶牛拖着走。他晓得，跳耙不容易。

秧苗活了棵，犁耙收起来，大伯就扛着水车上了田埂。秧田里不能缺水，水车就是田缺，随时放，随时堵。

清风习习，带着禾苗的嫩香流淌在田野。大伯握着水车拐扭动着腰身，把渠沟里的水一股一股车到田里，飘飘的，哗哗的。一片片车幅，像是一串串音符，转动着大自然的旋律和做田人劳作的欢愉。大伯车水兴致好的时候就唱歌，唱自己填词的《数水歌》，粗犷的嗓子扯起来很是好听。大伯没什么文化，填不了什么新颖的词，大多时候只能用阿拉伯数字： “一个子哎一来，一个哎子二；一个子哎二来，一个哎子三……”就这般循环往复，不断叠加，如同水车龙骨转过来转过去。不过旋律有变化，开始时缓慢，低速，悠长，随着水车转数的增加和转速的加快，旋律也渐渐高亢、激越，充满激情和希望。路过的人总会站下来，听大伯唱，有时还会夸上几句，学上几句。

如今，这些农具都不用了，成了厢房里的藏品，成了大伯心底的坚守。大伯常说，犁耙、水车这些农具可以放上几年、几十年，可做田的手艺却不能放。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没几个人会犁田打耙了，他担心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做田手艺会荒废。

我理解大伯的心情，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科技手段逐步替代了传统耕作方式。古老的农具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记忆。不过，由此演绎的农耕文化却是不会消失的，就像大伯唱的《数水歌》会被一直传唱下去。它的价值不完全在于记录一个远去的时代，还在于记录一种文化的渊源，记录着多少代人的农耕情结。

大伯厢房里的农具，成了大伯的心事，成了一代人的乡愁。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庐江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