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七一”，是一个微凉又晴朗的天气，我搬家，从市区建设新村搬到开发区。

20世纪50年代，国家恢复铜官山铜矿建设，在矿区周围陆续搭起一片棚户区，建设新村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加速改造和房改政策的推行，棚户区变成了楼房，我就是那时享受了最后一批福利分房。

到2010年，城市快速扩大，新的小区越来越美，设施越来越齐，管理也越来越规范，我便动了心思，相中了开发区的一套房子。新房子靠近湿地公园，空气好，绿化好。

说起购房，我颇为感慨。当年老房子虽为福利分房，但当时购房加装修要三万多元，我掏空所有存款，又从四个亲戚处好不容易借了一万多元，才算凑足了钱。而这次购房所需的七十多万元，我和老伴儿的公积金加上家庭存款，也就绰绰有余了。

2014年6月30日，儿子从新疆上大学回来，一家子在老房里住了最后一夜。妻子流泪了：这房子我最留恋了，儿子从一年级到上大学，都是在这里。儿子安慰说，社会在进步，总是越来越好的。我没说话，情绪复杂。我一个农家孩子，赤手空拳，独自走进城市，能住上越来越好的房子，过去做梦都不敢想。

“七一”那天，天刚擦亮，开始搬家了。妻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新米箩，象征性地装着五谷杂粮，由儿子端着；又拿一个塑料桶，装着几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芝麻秸，让我拎着；再弄一个针线盒，放着五彩丝、蜡烛什么的，由自己端着，高高兴兴地出门了。听她说，五谷杂粮叫五谷丰登，芝麻秸叫芝麻开花节节高，五彩丝叫日子绵绵延长，蜡烛则叫越点越亮堂。

搬进新房后，我请在农村的父母过来住几天。有一天，父亲问，谢家垅在哪里？我说，在你脚下呀。他感叹，都变了，不认识了。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一名武警战士曾在此工作过。父亲说，当时都是农村，部队没地方住，就住老百姓家，一个班十个人要分两家住。

一个月后，我家来了一位意大利交换生，蓝眼睛、高鼻梁，身材细长。我们为他取名程龙。

程龙住进来后喜笑颜开，哇啦哇啦地说，这房子漂亮，比他的家要好，也比其他交换生住得好。他打开谷歌地图，找到他的家，那是很多家住在一起的公寓房，不到一百平方米，显得有些破旧。程龙家有四人，父亲是公务员，从事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母亲做难民接收工作，姐姐在米兰一所大学读书。在意大利，他们的家庭收入比社会平均线还要略高一点。

程龙在中国留学的那一年，我和老伴儿经常开车带程龙到处转转，领略中国的民情民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还一道回农村老家过年，程龙学我们的样子给柴灶塞火，还给意大利的家人现场直播中国怎么过年。

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去了杭州工作，这是前年的事。既然成了杭州人，我们就要考虑他的住处问题。我们夫妻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承担不起高房价，就到处走访、商量，最后在余杭区靠近他公司的地方，给他买了一套公寓房作为过渡。为此，我们变卖了建设新村的老房子，又凑上住房公积金，花了一百二十万元。想想8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来到铜陵工作，随身就一只木箱、一床被褥和百十本破书，不知要好上多少。

前不久，儿子的公寓房交付使用了，我又来帮忙买家具、搬东西。我总想到一部老电影《列宁在1918》，那里面列宁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以今天的祖国的发展，以我们老百姓的扎实努力，一切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