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当我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时，我就同时得知籍属安徽霍邱的两位先生：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李何林，一位是外文系主任李霁野。而且也得知他们当年与鲁迅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思想和学术上所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以及对鲁迅的感情等。

到校不几天，便有高年级同学向我指点：“那位就是李何林先生……那位就是李霁野先生。”两位先生具体形貌虽有不同，但个头、仪态多有相近之处，只不过何林先生看上去更加严肃而不苟言笑。有同学告诉我，何林先生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对此，我肃然起敬。

不过，在不久后的入学训话时被泼了一头冷水，这就是李主任说的：“我们中文系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术研究和教学人才的。”我觉得这话好像是对我说的，因为我自小爱好文学写作，参军后做机要工作数年，未得展示机会，但在业余也发表了一些杂文、随笔和小品文之类。离开原工作岗位考入大学，主要原因就是想在文学上有所深造，在文学写作上得到展示。可现在得知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并非鼓励文学写作，不免有些踌躇，但也未就此完全失望。

何林先生的严肃板正，使我怯于接近，因此在入学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与他没有任何个人间的交谈。好像是三年级时，听何林先生开设鲁迅的《野草》课程，在他讲课时的热情奔放、妙语连珠中，我重又看到他内心炽烈、思想活跃的一面。果然，后来我在课余坚持文学写作，并没有感到来自他那里的任何抑阻。虽然他在入学训话中表明不提倡当作家，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行动。对此，我在内心里是默默感谢他的宽容态度的。

至于李霁野先生，因他在外文系，所以接触得较少，但有一件事却给了我很深印象。那是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的事儿，那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去教授住宅区募集“废铁”，不期来到霁野先生的门下。他一开门，我见是他，礼貌说明了来意，他不但没有反感的情绪，还温和地让同学们进屋：“你看哪些东西能用得上，都可以拿走，我尽力支持。”从他的神情上，能看出他很理解年轻学子的心情，有一种识潮流从大局的雍容态度。

我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未与两位先生见面。后来听说何林先生奉调去北京，在鲁迅研究室任职。“四人帮”倒台后，我从下放的天津郊区工厂被借调至一机部研究室，但当时尚未完全落实政策，心中难免有七上八下的不踏实感。人到北京后，不由得想到了在京的老领导、老同学，其中就包括昔日的系主任李何林。我与他虽无私交，却毕竟有师生之情，觉得理应去看一下。我家离鲁迅研究室不远，记得是步行去的。当时何林先生在办公室，二十年不见，本以为他应该认不出我了，却不料他一见面，竟能叫出我过去的名字：“石恒基。”彼此寒暄后，他似乎了解一些我的近况，以安慰的口吻说：“安心等待，我想问题终会妥善解决的。”我听后甚慰。我曾听同学张广钧说，他在“文革”前被“误伤”，自劳教所出来后回到母校参与劳动，李何林主任最关怀同情他，在无旁人时，总是鼓励他振作起来：“你还很年轻，来日方长！”

晚年的李霁野先生在天津奉献着不懈的心力，一次不平常的接触是在1979年，我因筹备《散文》月刊问世，专程去南开大学他的居宅拜访。他接待诚挚，相谈甚殷。记得他特别赞赏出版一本散文作品刊物的创意，表示深信一定会得到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欢迎，“时机也对，创意也准”。他由散文谈到西方的小品文，说许多人认为“小品文”概念是《新观察》杂志创立的，其实英国很早就在报纸上有了“小品文”的概念和形式。他还语调轻松地说了许多题外话，譬如说养生，他说他的血压有时比较高，他非常注意调理，但并不迷信药物，主要是注意心情的平和愉悦以及适度的活动，“身体状况如何人本身是能主宰一部分的，但还不能完全说了算。”这时，我面前是一位富有情趣而自信的老者。

两位先生，生于同地同时（1904年），同样享有高寿。有德操者而行远，君子之交者忆之悠长，非故意纪念者反而难忘。用于两位先生当如是。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