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我们的省会，具有历史渊源、当代价值的文化符号有什么？三国、庐剧、淮军、包公，悉数道来，均有道理。不过，我认为，合肥还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居”文化。

巢湖流域先后生活着和县猿人、银山智人和华龙洞古老型智人。他们都生活在天然洞穴中。“穴居”是抵御外界威胁的最大依靠。自然的“赐予”是有限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经历无数代寻求、探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巢居”，“构木为巢”。

这一步的迈出意义太大了！人类脱离洞穴，开创出属于自身最初的生活栖息空间。

首创巢居的人是谁？后人皆说是“有巢氏”。韩非子《五蠹》篇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中国历史讲稿》中指出：“到了有巢氏，我们的祖先才开始和动物区别开来……从此就开始了人类历史。”有巢氏族群在追求“宜居”的道路上一直做领头人。氏族迅速增长和发展，其子孙沿长江江岸或东延西迁，或渡江南下、跨淮北上，这就是“南巢”究竟在哪人们难以弄清的原因所在——说“南巢”在今桐城市南、六安市北、巢湖市都没错，这些地方都是南巢国的统治区域，都曾建立过一个个“居”所。

长期的生活积累让人们发现，用树枝搭起的窝棚，辅之以藤、茅、草、叶等盖起的居所，比巢居的条件又有了巨大的改善。人类又从树上走到了地上，进入了“庐”居时代。

“庐”的繁体字写作“廬”，形声字。从“广”，表示与房屋有关。本义指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在古庐江地区更多泛指简陋居室。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廬”是会意字。“广”表示与房屋有关，而“盧”下半部的“田”和“皿”指田里的高地，组合在一起，就是“土台上的简陋茅屋”。印证这一说法的还有一个字——“村”的异体字“邨”。左边“屯”就是一个简陋的、用几根木杆支撑的茅屋，右边的“阝”与土地、田地、人群聚居地有关。巢湖流域还有一个表地名的字值得留意，这就是“墩”字，意思为“土堆”。在古庐江地区，用“墩”来做地名的很多，如“刘墩”“金墩”等。一个人或一家人的居住环境就叫“廬”；群居的居住环境则叫“邨”；“墩”是今天人的叫法，因为“邨”被“村”替代掉了。

“巢居”到“庐居”，正是这一地区从群居时代到部落时代的形成阶段。“庐居地”范围越大，部落势力越强。相邻的各部落联合起来形成部落联盟，国家的雏形便出现了。凌家滩遗址是一个大的“庐居地”。这个“城市”沿河而建，在这座城的四周，一条大型围壕形成了城市与外界相隔离的“护城河”，用来防御外界的侵袭。

同时进化的还有个人居住环境——“庐”还是一个遮雨挡风的“墙”，是没完全建起来的“居所”，“广”即“堂无四壁”或者“壁”不全。“舍”已经接近于平房、木屋。这才是真正的“居所”。与“舍”相关联的是“舒”，“人”在“舍”外自由舞动，舒适惬意，这样的居住环境当然令人羡慕向往！

“舍居”的代表时代是“群舒时代”，代表地域是巢湖流域西、西南地区。从东边过来的东夷人内迁江淮，惊艳于此地人的居住环境，纷纷以“舒”命名自己的部落，就有了“舒鸠”“舒蓼”等“群舒”之名。“庐居”应该在夏朝之前就流行，夏初，“舍居”已是常态了。

秦统一天下分土为郡，此地属于“九江郡”。汉朝建立后，选择了交通便利的古群舒之地重建郡国，取名“庐江”，治所选在“舒县”。再后来，“舒县”又析分出“舒城县”，都在巢湖流域这片土地上。

“南巢”国早已不复存在，但从“巢”到“庐”再到“舒”的地名遗留，仿佛是一个文字博物馆，陈列着中华文明早期的灿烂曙光，也昭示这块土地的居民一直在为建设“宜居”环境不懈努力。

我们为什么不把巢湖地区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招牌擦亮、打响呢？

合肥人意识到了这点。巢城三瓜公社建有“古巢国印象”，巢父山有“巢父生态园”，滨湖湿地公园设计了“巢居”景点等，合肥人有意突出这一独特“文化符号”。

上世纪在全国率先开展“环城翡翠项链”建设，本世纪以金斗公园、环巢湖生态湿地围起的更大“翡翠项链”，大手笔建设以十五里河和中央公园为“碧玉腰带”的城区新貌，一步步建设国家级“巢湖旅游度假区”，无不彰显了合肥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优先目标之一。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把“庐”和“舒（舍）”文化挖掘出来，把“居住文化发展史博物馆”建造出来。

合肥已经是一座“宜居”城市，应当在万古“居文化”的滋润陶冶下，向着营造“更宜居”、更“舒心”的新的文明生活而努力！

（作者系合肥市一六八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