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领伤残抚恤金的老战士

在合肥市军休三所的住处，89岁的王新低下头，露出后脑勺上一块碗口大的伤疤。“受伤时昏迷了一天一夜，医生当时都说我活不长了。”王新的话语里充满了乐观。

其实，头上的伤没少让王新受罪。受伤时他才16岁，此后的70多年，王新一直饱受头疼、失眠的痛苦。尤其是年轻时，头疼让他整夜睡不着觉。直到现在，还要吃药控制。即使如此，王新也没有申请过伤残抚恤。“是共产党让老百姓翻了身，给了我们好日子。我只觉得自己为党没尽到力，哪还想去领抚恤金呢。”王新说出了心里话。

时间回到1947年，15岁的王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的滁县军分区做一名通讯兵。王新10岁就给别人放牛，家里经常没东西吃，参加解放军让穷人得解放成了他最大的心愿。到部队后，王新勤奋学习通讯技术，很快就被任命为通讯班班长。

1948年5月，王新所在的连队接到一个任务，从滁县向扬州架设一条电话线。王新带领通讯班，沿着长江北岸架杆连线，朝着扬州进发。一天，王新在江苏六合地区架线，突然遭遇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当时，王新正在电话杆上工作，根本来不及躲藏。

“轰炸离我越来越近，子弹就从头顶上飞过，战友在地面上大喊，让我赶紧下来。”王新回忆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情急之下，他顾不上解开脚蹬就从电话杆上滑下来。哪知刚到地面，就被随即落下的脚蹬砸中了头顶，当时就开了一个大口子，血很快淌得满头满脸。王新昏倒在电话杆下。

当地没有医生，是老百姓用香灰简单处理了伤口。等回到后方医院，医生断定王新“活不长了”。不过，王新还是捡回一条命，并且一直活到了今天。伤疤就这样留在了王新的脑袋上。

光荣负了伤，可王新从没有动过申请伤残抚恤的念头。哪怕是在家人面前，他也没有提及受伤原因，只说是不小心跌破了脑袋。直到结婚20多年后，妻子李福英才从战友口中得知，丈夫头上的伤疤原是战争中留下的。“与那些在前线拼杀的战士相比，我这点伤算什么，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王新想的是多给党和群众作贡献。他向希望工程捐款，向地震、洪水灾区群众捐款。去年疫情爆发，王新第一时间向党组织交了6000元特殊党费。“我是一名党员，只要我还有力气，就想多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为国图强的红色国防工程师

“欢迎未来的红色国防工程师，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时至今日，张德骞仍然清晰地记得65年前北京工业学院欢迎新生的标语。

今年84岁的张德骞，退休前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守护祖国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向。张德骞亲身经历过日寇侵华的黑暗，他和家人一路从沦陷区向后方逃难，见过太多山河破碎、同胞受难的景象。爱国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灵扎下根。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让张德骞在最好的年华，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坚守贵州深山20余年，参与研制了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第一部炮兵目标指示雷达、第一部低空补盲雷达；也让他在年近六旬时，再次奉命进京参与预警机研制工作，成为我国现代预警机负责结构工艺总体设计的第一任副总设计师。

新中国国防事业起步晚，发展遇到不少困难，尤其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存在不少“卡脖子”难题。在参与国家某大型重点工程项目时，张德骞曾随团到合作方出访考察。对方的接待很热情，安排专人带着考察团转了不少景区。“但就是不带我们参观工厂的核心车间，也不让我们与第三方技术人员单独接触。”

还有一次，合作方承诺将一款产品说明书提供给考察团，可在团队回国之前，对方却突然变卦，要收回说明书。当时张德骞等人已经打包好行李，正准备从酒店出发去机场，一行人只得在对方监视下现场打开行李，交还了说明书。“国防是买不来的，特别是核心技术买不来，唯有靠我们自力更生。”这两次经历，张德骞记忆尤深。

知耻而后勇。张德骞和团队成员发愤图强，立志要靠独立自主实现自我突破。正是靠这股不求人的干劲，张德骞和同事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不仅掌握了雷达等领域的核心技术，还实现了对欧美国家的技术赶超，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

譬如研制JY-9低空补盲雷达时，在方舱内部“人机工程”设计环节，张德骞提出“为雷达兵服务”的理念，优化了方舱内部构造，能够使雷达兵在更加舒适的环境空间里长时间保持头脑清醒，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操作。“这款雷达出口到国外时，外方人员一进入方舱，居然认为是流行的英美产品。”

将毕生精力献给国防事业，并在有生之年见到国家今日的强大，张德骞无比自豪。“国防事业要靠自立自强，这是每一名国防工程师的职责与使命。”他始终不忘叮嘱后辈同事。

一心要把国家事干好的电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中国人熟知的名言，在顾时忠那里有更通俗的版本：“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61年前，23岁的顾时忠正是抱着为国家干事的信念，奔赴青海的金银滩草原，成为代号为二二一基地的一名电力工人。

金银滩草原，一个颇具诗意引人遐想的地名。可60多年前，在那些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此的年轻人眼里却是另一番模样。“那里非常偏远、荒凉，周围毫无人烟，野草比人还高，风沙大得有时让人无法睁眼。”初到金银滩时的情景，顾时忠永远都忘不了。

去金银滩干什么？不仅顾时忠不知道，同来的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测是在草原上搞农业开发，有的想是要修建大工程，但都没定论。虽然不知道干什么，但依然不影响大家热火朝天的干劲。“我们那一代人，有着强烈的为国奉献的思想。大家都想着，是国家号召我们过来的，就一定要把国家的事干好！”顾时忠激动地说。

然而苦难着实不少。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200米，平均气温在0℃以下，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一开始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帐篷，甚至住牛羊圈。再加上高原空气稀薄，刚到时难以适应，人总感觉呼吸气短，头重脚轻，晚上睡不着觉，不少人腿脚浮肿。

最难熬的是饥饿。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高原上的顾时忠，一天的伙食配给，只有7个“火柴盒大小”的青稞面馒头。吃不到蔬菜，就在草原上挖野菜，寻点野萝卜、蕨菜充饥。冬天的时候，连野菜都找不到，顾时忠就和同事们组成打鱼队，到青海湖去捞鱼。“技术不过关，一条鱼没捞着。”顾时忠哈哈大笑。

吃不饱饭，还要赶工期。顾时忠回忆，为了加强电力保障，当时电厂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看大家空着肚子加班饿得难受，车间书记主动向上申请，希望每人多给一碗稀饭喝。不过申请没通过，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少人在电视上看到实况转播，大家才知道，自己参与的竟是如此伟大的一项事业。“听到爆炸成功的消息，别提多激动，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值了！”顾时忠说。

1974年，顾时忠检修线路时遭遇事故，失去了双臂。现如今84岁高龄、戴着假肢的顾时忠向记者回忆过往，金银滩依然是他最美好的记忆。“那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我也出了一把力。”

热衷讲述英雄故事的宣讲员

王新、张德骞、顾时忠等人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陈相珍出力最多。

今年66岁的陈相珍，是合肥市军休三所第三党支部书记，也是五里墩街道先锋宣讲团副团长。作为一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陈相珍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陈相珍的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在他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述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故事。陈相珍入伍后，团长是一名抗日老兵，又经常跟他聊抗日故事。

现在，讲故事的人变成了陈相珍。2013年，陈相珍来到合肥市军休三所，开始搜集军休所老战士的事迹。他想让更多人知道老战士的故事，而不是让它们一直埋藏在档案堆里。为此，陈相珍既翻档案，又做采访，搜集了合肥市军休三所、军休四所70多位功勋卓著的老战士的故事。“他们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国家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值得被更多人认识、铭记。”

在搜集老战士事迹过程中，陈相珍又接触到38所、二二一厂人员的故事。他们曾坚守深山高原隐姓埋名几十年的经历，同样引起了陈相珍的兴趣，他扩大采访范围，一趟又一趟登门拜访采访对象。多年下来，搜集的资料装满了整整一个大木箱子。

陈相珍成了五里墩街道英雄故事的“活字典”，机关、学校、社区等多家单位邀请他去宣讲。把英雄的故事讲好，陈相珍有自己的办法。“人多的就用PPT，人少的就现场展示照片，有时还把宣讲对象邀请到现场，现身说法。”虽然方言浓厚，但陈相珍讲述时极为投入专注，故事细节丰富，让他的宣讲极富感染力。今年，陈相珍受邀到合肥工业大学进行宣讲，结束后一些学生甚至来到五里墩街道实地参观。“这说明英雄的故事，任何时候都是有生命力的。”陈相珍说。

挖掘和利用好辖区的红色资源，街道也在行动。五里墩街道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新建了“红色口述史”档案馆，并且开展“青年先锋说”活动，通过入户采访、查阅档案，梳理出一份含有老战士、“两弹一星”参试者、雷达工程师、全国劳模等41人的“身边榜样库”，组织青年宣讲员在辖区传播英雄事迹。“传颂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是青年的使命担当。”五里墩街道党委委员朱红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