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红船》全片时长111分钟，三个一，代表：中共一大，一条红船，建党一百年。这不只是巧合，是创作者用新颖的艺术方式，以内在精神传递象征的关联，来纪念这个伟大而光荣的特殊时刻。

人们都说，现在的主旋律大片越来越好看了，市场良性的反馈，就是观众最真实的评价。而像党史题材、重大革命题材的影片，也能通过好的表现形式，传播革命先辈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传承革命思想的深刻内涵，让当代青年学好党史、敬仰先烈、继承遗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美好家园。

电影是感受的艺术。由一段历史去回望另一段历史，打开历史探寻的通道，感悟电影之外的“余味”，就是另一种体验和震撼了。《红船》里就有这样的艺术手法，比如李大钊在天津南开演讲，主题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以及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段情节其实也影射了李大钊先生早期在天津读书、革命的生涯，他以编译进步书刊、创办《言治》来宣传革命思想，一直坚守在革命阵地的最前沿。由于他与天津的特殊渊源，对天津的深厚感情，让电影里这段精彩的演讲，更为生动、有力，也展现了他对天津这方革命热土的眷恋、对天津觉悟社先进青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指引和期待，让观者沉浸其间、感同身受，也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费孝通曾说过，文化是流动和扩大的，有变化也有创新。我相信他说的“流动”和“扩大”有国际层面，但更像是说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需大力创新发展，既要夯实根基，也要不拘泥于现状，在变化中求思路，在思路中创新途。《红船》就是在求一种艺术新途——叙事、表达上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为叙事中心，他的热血、他的困惑、他的经历、他的觉悟、他的思想、他的见识、他的实践……是身处动荡时局上下求索的中国青年革命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心人物”；两个基本点，其一围绕“中心”，突出相关真实的历史事件，比如以往影视剧里少见的《湘江评论》编辑部受到反动军阀武装的冲击破坏、毛泽东发起的驱张运动，还有病中的杨昌济雪夜给爱徒毛泽东上的“最后一课”，以及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事件的“中心点”都离不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1918年发起成立的后来被誉为“建党先声”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就是大事不虚。影片中只是间接提到了新民学会的成员，却可以让观者在细微处体会到这颗“红色的火种”，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气势上一种呼应，这种大开大合的精神引领，又与影片主题——“红船”的象征意义不谋而合。而这种象征的表现手法，形成影片叙事的另一个创作“基本点”。

象征主义是一种艺术流派，它能提炼作品的思想内涵，形成更为深远的哲学境界。李大钊在南开演讲时用“穿洋鞋，走中国自己的路”，来烘托马克思主义“洋为中用”的政治主张；而“走中国自己的路”却让革命志士们，在苦苦寻求与流血抗争中，体会到无比的艰难。毛泽东带领驱张团来北京向政府请愿，遭反动军警暴力阻拦，驱张团成员陆续离队，这时李大钊来到他们借宿的福佑寺，雪中送炭，而真正的“炭”是那本《共产党宣言》。当毛泽东接过它时，使命的传承已然形成，而“走中国自己的路”此刻就已凿开了希望的一隅。路开了口，如何探明前行的方向？“新娘子”杨开慧拒绝坐轿子，她掀开轿帘，红色喜庆的坐垫却露出里面破旧的棉絮，她联想到女人一生都离不开的“轿子命”，坚决不再坐，显现女性视角的为自由平等的抗争意识；而这样的自我觉醒，又与杨昌济在听了毛泽东驱张运动“在理、在兵、在势”的论断之后，为他上了“练意志”的最后一课，形成一种承接的关系。再比如陈望道忘情翻译沾着墨吃馒头，李大钊、陈独秀坐马车时车辘轳陷坑里，红船上毛泽东的怀表不慎落入水中，甚至是祭奠杨昌济时风雪地里的“幡在动”——细节处理的微妙，放大了“不是幡动，是心动”的象征意味，似乎还隐藏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憧憬。这或许就是小事不拘吧。

但小事不小，仍见大情怀——陈望道嘴里的墨，嚼出了译成《共产党宣言》的甜；马车陷坑道，南陈北李合力推动“相约建党”的默契；朝阳下的红船，熠熠生辉，怀表像锚一样牢固地定格在这历史伟大的一刻。象征手法运用得相映成趣，可见创作者怀着纯粹的艺术心态，完成了“红船”——片中最具导向性的象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