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不为名不图利，工作上不计较职位高低，能上能下，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优秀品格。

“八一”南昌起义，陈毅被分配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指导员。周恩来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1934年9月，罗荣桓调任新成立的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是他部下的一个连长任军团长，过去他领导过的一个团政委任军团政委，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走上工作岗位。为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事业中，钱学森担任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没几年，就主动辞去院长职务，改任副院长。开国将军甘祖昌多次申请回江西农村老家当农民，经组织批准后解甲归田，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很大贡献……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

老一辈革命家不计较职位高低，能上能下，体现了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己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们对党忠诚，“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党安排”，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重“做事”轻“做官”，“只要是干革命，什么职务都一样”，将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

这些年来，不少党员干部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不计较个人名利，主动要求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改变农村面貌中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也有少数干部把职务升降看得很重，只能上不能下。有的“三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若是职务被下调，更是心生怨气、一蹶不振，个别人甚至由此产生“政治上没希望，经济上捞一把”邪念，逐步滑向贪腐深渊。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实践表明，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在“下”，难点也在“下”。破解这一难题，关键要坚持在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上多下功夫，注重多从正面挖掘宣传“下”亦可为、“下”亦出彩的先进典型，克服“不犯错误不会下，下了定是有问题”等错误观念，努力营造干部能上能下的良好氛围。坚持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上多花气力，建立健全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机制，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要求，让干部能上能下成为一种常态。同时，对正常职务调整尤其是主动让贤“下”的干部，多加尊重、信任和爱护，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去处，让他们适得其所，没有后顾之忧。

干部“能下”，意义重大。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学史力行，自觉破除旧“官”念，增强公仆心，努力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不计较职位高低，能上能下，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到工作上。